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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道儒:略谈早期“人间佛教”的理论与实践

发布者:      来源:南海佛教网 


 

  人间佛教运动发端于20世纪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己经在两岸三地发展成为超越派系界限、超越地区划分的佛教主导潮流,无论是佛教界、学术界还是宗教管理部门,凡涉及中国佛教的现状和未来发展,就无法回避人间佛教这个主题;凡探索新世纪的中国佛教建设,就不能离开人间佛教这个主旋律。本文结合太虚、印顺的思想和实践,对人间佛教运动的兴起原因、性质、特点以及对新世纪佛教发展的启示谈几点看法。

 

  一、

 

  从清代后期开始,佛教的社会形象逐步下降。迷信低俗几乎成了佛教的特点,腐败堕落几乎是僧人的共性。20世纪初年,满清王朝的覆灭,开启了中国政治史上的新时代。当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怀抱拯救民族、振兴华夏的豪情壮志,为改变被蹂躏、受欺压和贫穷落后的命运而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的时候,中国思想界崇尚民主和科学也逐步成为主导潮流。在这种形势下,佛教从总体上讲还没有出现大的改观,其发展的滞后性是显而易见的。当时佛教界的有志之士,几乎无不为佛教的现状痛心疾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适应社会的变化,在民国初年开始了人间佛教运动。

 

  根据印顺法师的总结,当时有两个重要的现象:其一,民国初年以来,佛教僧俗信众为适应社会的变化,开始从事各种慈善、教育事业等。他指出;“民国以来,佛教的法师、居士,都有适应社会的感觉,或办慈善、教育事业等,不问成绩如何,但确是认识并倾向于这一方面——佛教是人间的。”其二,“人间佛教”的思潮逐渐兴起并越来越具有影响力。印顺指出:“人间佛教的论题,民国以来,即逐渐被提起。民国二十三年(1934),《海潮音》出过人间佛教专号,当时曾博得许多人的同情。后来,慈航法师在星洲,办了一个佛教刊物,名为《人间佛教》。抗战期间,浙江缙云县也出了小型的《人间佛教月刊》,前年法舫法师在暹罗,也以‘人间佛教’为题来讲说。”

 

  从这两个现象可以看到,发轫阶段的“人间佛教”运动,并不仅仅是出家僧人的自家事,而是有着僧俗信众的广泛参与。人间佛教一开始就不仅仅是纯理论方面的学术探讨,而是带有佛教如何适应社会发展而进行的理论和实践双重探索的性质。可以说,人间佛教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正是中国社会历史巨变在宗教界的反映,是佛教从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产物,是中国现代佛教起步的重要标志之一。民国初年这种佛教界办慈善、教育等事业以及初步的理论探讨,可以说是佛教适应社会变化的最初表现形式,是人间佛教运动的雏形。

 

  二、

 

  在人间佛教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很多。到上个世纪中叶,也就是“人间佛教”的早期阶段,以太虚和印顺的理论与实践最具代表性,并且对新世纪中国佛教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太虚最早使用“人生佛教”,也兼用“人间佛教”。就其对这两个概念的偏重而言,更注重使用前者来概括其总体思想。尽管使用这两个不同概念或多或少反映了不同的思想倾向,但是,从太虚倡导佛教改进运动以建立现代佛教的总目标来看,使用哪个概念并没有本质差别。太虚人生佛教的理论和实践,可以说是整个人间佛教运动的第一个阶段。

 

  太虚倡导人生佛教的最显著的特点,在于以实践为目的,而不是仅仅以理论探讨为目的。他并不满足于提出几条新观点,推行几项新措施,而是要在契理契机原则的指导下,有选择地辨证继承以往佛教的优秀遗产,对佛教进行全面的变革,使佛教适应中国社会乃至世界潮流,建立现代化的中国佛教。这是他的人生佛教的纲领,也是其理论的特点。他指出:

 

  时至今日,则须依于全般佛陀真理而适应全世界人类时机,更抉择以前各时域佛法中之精要,综合而整理之,故有“人生佛教”之集说。

 

  故人生佛教云者,即为综合全部佛法而适应时机之佛教也。

 

  太虚以“人生佛教”作为实现全面佛教改革的旗帜,其思想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到佛教建设的各个方面。总的说来,他是以倡导佛教思想(教理)、僧团组织(教制)和寺院经济(教产)的“三大革命”为核心。他指出:

 

  佛教的教理,是应该有适合现阶段思潮的新形态,不能执死方以医变症。第二、是关于佛教的组织,尤其是僧制应该改变。第三、是关于佛教的寺院财产,要使成为十方僧众公有一一十方僧物,打破剃派、法派继承遗产的私有私占恶习,以为供养有德长老、培育青年僧材,及兴办佛教各种教务之用。

 

  对于这“三大革命”,印顺法师曾有高度评价,许多研究者也认为其中许多改革举措是完全创新的。从太虚的理论和实践来考察,他从倡导人生佛教之日起,就重视对佛教现状的分析和批判,重视对佛教遗产的发掘和筛选,重视对佛教未来的总体构想和设计。

 

  在太虚法师看来,他倡导的“人生佛教”运动,就是一场佛教的“革命”运动。他曾把人生佛教运动称之为“佛教改进运动”,(如他的《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甚至称为“革命”,(如太虚的“三大革命”)。因此,人生佛教运动的本质,就是佛教适应社会变化,与时俱进的佛教革命运动。这也就是发端于上个世纪初,进入新世纪依然方兴未艾的人间佛教运动的社会本质。

 

  三、

 

  印顺倡导的“人间佛教”理论,是在继承太虚人生佛教的基础上形成的,从其理论形态上讲,更为成熟和完善。综观印顺的人间佛教思想,有三个显著特点。

 

  其一,突出强调佛教适应社会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民国初年以来有关人间佛教的社会实践和理论探讨过程,是佛教适应社会的过程。所以,在他的人间佛教理论中,适应社会的发展就成为受到强调的一个方面。对于什么是适应社会、佛教如何适应社会等问题,印顺法师都有专门的论述。他认为,适应社会是传统佛教固有的品质。佛教适应社会的过程,是佛教发挥善世利人作用的过程,是探求佛法本质和把握纯正佛法的过程,也是佛教实现自身变革和自身净化的过程。

 

  在他看来,即便是佛陀的说法立制,也是要有适应性的,也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在经典所记录的佛法中,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抽象教条。没有在任何时间都正确的理论。这就为人间佛教实践撤除了藩篱。从印顺关于佛教的社会适应性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他的“人间佛教”思想的开放性。

 

  其二,从研究整体佛法中开发佛教最宝贵的精神资源。他把《阿含经》作为人间佛教的经典依据,把早期圣典的教义作为人间佛教的理论基础,把释迦牟尼作为实践“人间佛教”的榜样,并且从研究整个佛教中阐发人间佛教所应具有的思想精要。所以,他的人间佛教思想具有理论的系统性和彻底性。

 

  关于人间佛教思想的起源问题,曾经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并且发表了很多新见解,或者认为源于中国禅宗,或者认为源于大乘佛教,或者认为其思想精要孕育在佛陀生前的早期佛教之中,或者认为源于清代佛教。各种思考无疑都会启发人们拓宽对人间佛教和传统佛教的认识。因为,在人间佛教的理论和实践中,的确包含了不同时代佛教的诸多因素。但是,印顺法师的观点似乎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不过,从人间佛教的思想本质和适应时代的角度来观察,人间佛教完全具有全面创新的性质。因为,它所要适应的和与之协调发展的社会是前所未有的,它所遇到的和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前所未有的。从这个方面讲,印顺法师的人间佛教思想也是创新的。

 

  其三、确立“以人为本”的原则,把尊重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贯穿到人间佛教理论的始终。为了人、依靠人和塑造人,成为他的人间佛教理论的精髓。把以人为本作为衡量是否真正佛法的准绳,作为判别整体佛教的标准,不但是对关爱众生的佛教固有传统的创造性继承,而且使其思想具有强烈的理论批判精神。

 

  应该指出,无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是在传统佛教教义中,都有着丰富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但是,像印顺这样论述和强调“以人为本”的观念,不能不说是对古代传统思想的发展。总的说来,印顺所倡导的“以人为本”有五个方面的重要内容。

 

  (一)、从完善太虚“人生佛教”方面突出“以人为本”,这也是他用“人间佛教”代替“人生佛教”的重要原因。

 

  正如他自己所反复申明的,他的“人间佛教”理论在多方面受到太虚大师的影响,同时,也在许多方面有所创新。在突出强调“以人为本”方面,正是这样。

 

  太虚在倡导“人生佛教”的时候,也强调应该“重视现实的人生”。但是,为什么还要用“人间佛教”来取代它呢?印顺认为,人生佛教在对治方面,“偏于死亡与鬼”,是着重于纠正对死亡与鬼的信仰和重视。“人间佛教”则不但对治了这一个方面,而且“同时也对治了偏于神与永生。真正的佛教是人间的,唯有人间的佛教,才能表现出佛法的真义”。由于“人生佛教”强调“重视现实的人生”,从本质上来说,它并没有偏离佛教的根本宗旨。但是,人间佛教对它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则是主要突出“以人为本”的思想,也就是进一步阐明佛法的“真意义”。印顺长老指出:

 

  俗化与神化,不会导致佛法的昌明。中国佛教,一般专重死与鬼。太虚大师特提示‘人生佛教’以为对治。然佛法以人为本,也不应天化、神化。不是鬼教,不是神教,非鬼化非神化的人间佛教,才能阐明佛法的真意义。

 

  为了使佛教昌明,就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倡导“人间佛教”的目的,就是为了人。

 

  (二)、结合佛教的不同法门来论述“以人为本”。他认为,修行任何佛教法门,都应该以尽到人的本分为基础,都要依靠人。建立“人间佛教”,并不排斥修行佛教的其它法门。印顺曾经列举印光法师的例子指出:印光平生极力弘扬念佛往生法门,但是:“他没有忽视佛教在人间的重要意义”,他是把“尽到人的本分,作为求生西方的基础”。这就是说,修行佛教的任何法门,都要以依靠人、尊重人为基础,要把“人间佛教”的精神贯彻到一切佛教修行法门中去。

 

  (三)、从阐述佛法精要的角度阐释“以人为本”,用是否“以人为本”为标准来判别和衡量整体佛教。印顺指出:“如印度的后期佛教,背弃了佛教的真义,不以人为本,而以无为本(初重于一神倾向的梵天,后来重于泛神倾向的帝释天),使佛法受到非常的变化。”在他看来,背离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也就是“背弃了佛教的真义”。是否“以人为本”,成为印顺判定佛法真伪的试金石。

 

  (四)、从修行的总过程方面强调“以人为本”。趋向佛果的修行过程,就是为了人、服务人的过程。印顺继承太虚的思想,强调从人乘法趋向佛果。即人通过修行菩萨行而成佛。如何趋向佛果呢?他指出:“凡不为自己著想,存著利他的悲心,而作有利众生的事,就是实践菩萨行,趋向佛果了。”因此,个人的成就佛果,只有在为了人、服务人的过程中才可能实现。

 

  (五)、从树立修道理想方面强调“以人为本”,成佛的过程及其成佛的实现,就是净化人、塑造人的过程,是所谓“人格的最高完成”。他认为,在人间成佛的过程是:从做人开始,通过圆满修习菩萨行,达到成佛的目的。所谓“成佛,即人的人性的净化与进展,即人格的最高完成。”他从研究整体佛教中去阐述和弘扬“人间佛教”,也从研究整体佛教中去寻找实现“人间佛教”的理想。他指出:“从全体佛法中去理解佛法的德行,以人生的和谐、福乐、清净为理想、为标准。”印顺倡导“人间佛教”终极目的就是为了人,他把尊重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贯穿到“人间佛教”理论的始终。显然,这是对佛教关爱众生的优良传统的创造性发展。

 

  四、

 

  太虚和印顺都是在力求把握佛教时代主题中酝酿其思想,都是在深度开发佛教精神本质的基础上提炼其核心内容,都是在结合社会的发展中充实和完善其理论。他们确立的人间佛教的重要理念、重要原则,长期为海峡两岸的佛教界领袖所继承和弘扬。他们的理论和实践,对新世纪的中国佛教建设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其一,结合佛教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振兴佛教的方案,推出改进佛教的措施。

 

  太虚提出“人生佛教”理论,倡导三大“革命”,都是结合当时佛教界存在的问题提出来的,并不是无的放矢,凭空想象出来的。印顺丰富和完善“人间佛教”理论,也是紧紧抓住“对治”佛教中存在的问题而进行。正如印顺所说,“人生佛教”是为了纠正“专重死与鬼”的现象,人间佛教则进一步纠正重天、重神的现象,使佛教既不被俗化也不被神化。

 

  当前的佛教已经不同于20世纪初中期的佛教。在新世纪,中国佛教处J?良好的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环境中,面临着重要的发展机遇,肩负着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新使命。同时也应该看到,在建设新世纪的中国佛教过程中,也要面对新的社会现实,要解决以前没有遇到过的问题,面对新的挑战。如何解决佛教与社会协调发展中遇到的问题,直接影响佛教的健康发展。所以,建设新世纪的中国佛教,首先也应该从深入调查和研究当前佛教情况出发,准确把握佛教发展的时代主题,敏锐捕捉需要重点解决的现实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方案。

 

  其二,深刻认识人间佛教运动的性质和历史意义。

 

  太虚把自己振兴佛教的实践称之为“改进运动”,称之为“革命”运动。这是对振兴佛教重要性的认识,是对建设新佛教艰巨性的认识。这种认识,对我们认识整个人间佛教运动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人间佛教”是佛教的全面革新运动。所以就不是纯理论问题和纯学术问题,就不是一件单凭提出几条新观点就能够解决的事情。既然是佛教实现自身变革的运动,是佛教适应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过程,就意味着这将是长期而艰巨的历史过程,包含着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参与来实现。

 

  今天,人间佛教成了相关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佛教面临社会转型,迎接挑战,捕捉机遇,实现与时俱进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运动的本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的艰巨性、长期性和不可避免要遇到的挫折、反复。但是,佛教在新世纪有着特殊的、不可替代的历史使命,因此,从长远来看,超越宗派界限、超越地区划分的“人间佛教”运动必定会健康蓬勃发展,必然是前程不可限量,必将在新世纪里发挥多方面善世利人的社会作用,谱写佛教史上灿烂的新篇章。

 

  其三,注重佛教适应社会的重要性,实现佛教与当代社会的协调发展。

 

  几乎每一位人间佛教的倡导者,都从不同角度强调适应社会的重要性。新世纪佛教建设不可能在自我封闭的状态下进行,必须在了解社会的基础上去适应社会。因顺法师的有关论述,可以启发人们对“适应社会”有进一步的认识。

 

  按照印顺的看法,佛教“适应社会”,并不是去迎合社会上的“低级趣味”的东西,而是为了“化导”社会。因此,佛教适应社会的过程,既是佛教实现自身变革的过程,也是发挥善世利人社会作用的过程。从佛教适应社会本身来讲,并不存在主动与被动,积极与消极的划分。这些划分只有在谈论佛教如何适应社会方面才有意义。如果我们这样认识佛教适应社会的问题,就会把佛教自身的发展前景与社会的发展进步自觉联系在一起。从佛教历史来看,佛教适应社会,也是佛教本身所具备的品质。

 

  其四,把继承与创新结合起来,可贵的批判精神有利于创造性的继承佛教优秀遗产。

 

  从太虚和印顺倡导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的理论和实践中,可以看到,他们都注重把继承和创新有机结合起来,从研究整体佛教中开发佛教的精神资源。他们对整体佛教进行了分析批判,分清那些是应该继承的,那些是应该舍弃的。紧密联系社会现实,创造性地继承佛教优良传统。

 

  在新世纪,佛教面临着新的形势,佛教思想的发展,自身在各方面的变革,都应该把继承和创新结合起来。特别是在探索变革的过程中,太虚、印顺法师所具有的那种可贵的批判精神值得发扬。这也是在建设新世纪中国佛教中所不可缺少的精神。

 

  其五,注重佛教的全面改进和整体建设。

 

  太虚和印顺都主张全面建设佛教,并且分别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内容。在新世纪,加强中国佛教建设,就要从多方面展开,有序推进。赵朴初曾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对佛教的自身建设提出了纲领,包括信仰建设、道风建设、人才建设、教制建设和组织建设。这“五大建设”也是今天人间佛教运动的重要内容。同时,在当前的新形势下,通过人间佛教的实践,还会增加新的内容。

 

  其六,坚持“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促进佛教多元化的健康发展。

 

  太虚和印顺法师强调“以人为本”,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为了对治当时佛教信仰方面出现的弊端,重点是反对把佛教巫术化、迷信化和鬼化、神化的倾向。新世纪的中国佛教坚持“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就有更广泛的意义。这是佛教适应社会,实现自身多元化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那么,倡导“人间佛教”,坚持“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是否会消弱佛教神圣性、超越性的一面,是否会使佛教失去终极关怀的社会影响力,是否会与佛教理论与实践的多元发展相矛盾?答案是:不会。因为,人间佛教并不反对佛教的多元发展,并不排斥传统佛教的其它修行法门。例如,求生西方净土是佛教中占重要地位的修行信仰,反映了信众对死后,对他力拯救的重视。对于平生极力弘扬念佛往生法门的印光法师,倡导人间佛教的印顺予以赞扬。因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不是净土法门应该不应该提倡,而是修行者是否把“尽到人的本分,作为求生西方的基础”。对于坚持“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而从事净土念佛修行者,不仅不应该反对,还应该尊重。因此,中国佛教在新世纪的多元化健康发展,离不开“以人为本”这个原则。

 

  五、

 

  人间佛教运动的发展,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尽管人间佛教运动中的代表人物留下了珍贵的思想资源和实践经验,但是,要推动人间佛教的健康发展,还有待于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进一步创新。总的说来,有助于解决当代社会所面临的某些问题,有助于解决当代人的精神困惑,有助于提升当代人的精神生活质量,既是弘扬佛教优良传统的原则,也是佛教适应现代化发展的方向。人间佛教的发展过程,就是丰富和美化现代文明的具体实践。在这方面,可以探讨的问题很多,这里简单仅谈一个问题,即佛教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

 

  佛教始终认为,关爱众生、利乐有情的慈悲情怀和奉献精神,是信仰者修行成败的关键,是达到个人解脱必要的前提条件。佛教所讲的利乐有情,并不是抽象的教条和空洞的口号,而是贯彻在每一种修行实践中的必要精神因素。佛教倡导的每一种修行法门,都不是单纯以满足修行者的个人需要为目的,而是与呵护众生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修行者取得的每一点成就或每一个进步,都与他对众生的奉献成正比,个人功德的积累、增长,始终与拯救众生能力的提高同步。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佛教在寺院经济、组织规模方面的发展是令人注目的。但是,这些不能作为佛教现代化发展的标志。在中国历史上,追求寺院经济的扩大,寺塔经像的众多,出家僧众的丰衣美食,往往是诱发佛教腐败、衰落的重要因素。衡量佛教是否健康发展,同样不能把物质财富作为标准。佛教的现代化发展,首先是针对现实社会的需要,创造性地弘扬佛教固有的慈悲情怀和奉献精神。

 

  是服务于社会还是安于接受供养,佛教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历代反对佛教者提出排佛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反对出家僧众只追求接受供养,安于过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生活。在中国历史上,许多高僧大德都曾激烈批评那种以厚蓄为荣,以清廉为耻的风气,批评以膜拜权贵为荣,以结交贫寒为耻的作风。佛教服务于社会,正是要发扬佛教这种不以接受供养为满足,而以解决信众困难为己任的优良传统。佛教并不是要服务于某个特定社会阶层的富人,某个特定的族群,而是要服务于来自各个社会阶层的广大信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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