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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基督教的黎族秀才王维昌（王义）

清朝光绪二十年（1904），海南岛陵水县七弓峒什聘村（此地现属保亭县管辖）黎族头人、宝停营抚黎局团总管王维昌（1870-1917，又名王义）喜得一子。

　　清代黎区首领，辖一峒者为总管，辖一村者为哨官。父死子代，世代相传，无子，妻及弟代之。1935年，陈汉光将总管改为团董，设正、副各一，但人们仍习惯称呼总管。

为儿子取名时，王维昌颇费了一番思量。

我国古代称东方的少数民族为“夷”，他决定为儿子取名昭夷，取字舜东，希望儿子像尧舜一样，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光大多做有益的事情。

这名字取得非同小可。像是个有学问的先生给起的名字。

王维昌的确很有学问。

据陈献荣在《琼崖》中记载，黎族历史上曾出现过两名秀才，一为王维昌，一为黄云珍。

王维昌之所以能成为秀才，完全是清朝张之洞和冯子材重视在黎区兴办教育的结果。

清末，海南发生黎乱，抗法名将冯子材奉两广总督张之洞之命，带兵入琼剿黎抚黎。在血腥镇压的同时，冯子材设抚黎局（黎务局）专管黎务，建抚黎庙弘扬民族文化，建集贸市场发展商业贸易，修十字路方便民众出行……种种举措，有效地保证了黎区社会稳定，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冯子材还特别重视启发民智，在五指山腹地的太平峒、水满峒等地设义学馆（俗称冯公学馆），招收黎族子弟学习汉语、礼法和朝廷圣谕，使黎族儿童得到了免费读书、接受启蒙教育的机会。120多年过去了，在海南黎族民间仍流传着一首怀念冯子材的民谣：“冯公抚黎好主张，开十字路通城乡。设义学馆咱读书，垦荒造田免税粮。”

张冯的举措，在海南黎族发展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正是由于在应该接受启蒙教育的人生阶段有幸受惠于冯公学馆，受惠于汉族文化熏陶，王维昌得以成为黎族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开明士绅。

眼界一旦打开，王维昌就有了走出黎族人世世代代不舍不离的黎母山，前往繁华梦都看世界的念头。

他的脚步因此又往前迈出一大步，乘船来到广州市，在基督教会创办的学校里接受了西方思想文化的洗礼。

王维昌的觉醒不仅在个人的安身立命方面，而且在族群振兴的意义上具有强烈的象征性。否则我们很难理解他的儿子后来如何能够在黎区领导民众闹出那么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动静来。

王昭夷自幼聪颖机敏，勤于思考，喜爱读书，好学不倦。他最早入读陵水县同仁学堂接受汉文化启蒙教育（他后来的战友兼仇敌黄振士也曾入读同仁学堂），练成了一笔漂亮的毛笔字。

1916年，王昭夷被父亲送到乐会县嘉积市（今琼海市嘉积镇）基督教会创办的觉民学校学习，跟随美国传教士学习英语和科学知识。随后，他转入府城基督教会创办的华美中学继续读书。

什聘王氏父子两代人在基督教会学校学习，深受基督教慈善、平等、自由、博爱思想的影响。基督教借助王氏父子的威望，在黎族地区得到了快速发展与普及。时至今日，仍有很多挣扎在贫困线上的黎族同胞真诚地信仰基督教，虔诚地礼拜上帝。信众当中，有农民，也有下岗职工，甚至还有公务员。

其实，黎族秀才信仰基督教，和儿子一起接受西方思想文化的洗礼，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上层及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士，有相当多的人信仰基督教。

19世纪80年代初，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的传教士来到海南，开始了在中国这个热带岛屿上的传教活动。其后几十年间，先后有数十名美国传教士和他们的家人赴海南，并于1893年专门成立了美国长老教会海南岛传教团，下属琼山、嘉积、那大三个传教站和数十个传教点。活跃在海南的美国传教士踏遍了海南岛上的每一个角落，在传经布道的同时，对当时海南各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多层面的观察和记录。传教士曾写过《棕榈之岛——海南概览》一书，于1919年出版发行，内容涉及海南岛的地理、资源、物产、交通、经济、政治、民族等，尤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情况为详。为了解当时海南社会的种种情形留下了第一手资料，而西方人独特的眼光和观念，也为认识这一时期的海南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基督教传入海南后，办学校、办医院，启蒙化育，救死扶伤，深得民心。除了基督教，法国的天主教当时也传入了海南岛。1850年，巴黎海外使团的马逸飞在岭门（今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一带地方）建立了天主教会。

一些学者和领导干部撰文说，黎族只有原始的鬼神信仰，没有正规的宗教信仰，很多介绍黎族苗族风土人情的旅游类图书也持这种说法，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