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谪海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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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已谪居惠州(今广东惠阳)的苏东坡诗兴大发遂写了首《纵笔》小诗:“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此诗一出,朝野振动,苏东坡的政敌宰相章 知道后,认为此诗讥讽朝政,于是肝火大发说:苏子尚尔快活。随即上奏宋哲宗,再贬儋州。于是花甲之年苏轼被“孤悬海外”。
苏东坡于公元1097年4月19日离开惠州,起道雷州,携幼子苏过同行,于同年7月2日抵达儋州贬所(今儋州中和镇)。扶病南迁的苏轼此时已六十有二,垂老投荒心生绝望。他在给友人信中说:“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理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墓,次当作棺,乃留手书于诸子,死则葬海外。”在惠州登船离岸时“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
朝廷无情,百姓有意。苏轼和苏过初抵贬所,好在军使张中慕其人品学识,安排他父子俩住进官舍。但好景不长,湖南提举董必闻知,马上一道公文渡海将苏氏父子逐出公房。此时苏氏父子已到了山重水尽地步,苏轼在《纵笔三首》中写到:“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艰难生活。东坡父子无房往的消息迅速传开,当地士族学子十数人亲躬泥水之役,在城南桄榔林下造屋五间,落成之日东坡先生将屋命名为“桄榔庵”,同时还写了首《桄榔庵铭》为记。
苏轼居琼三载,是他晚年最为艰难的三年,他说“我生多故,愈老愈艰”。也就是在这三年里,他与海南乡亲结下不解这缘。因博学多才,平易近人,苏轼受到儋州百姓真诚爱戴。他与当地百姓打成一片,迎送无虚日,酒樽不曾空。在《访黎子云》中写道:“野径行行遇小童,黎音笑语说坡翁。东行杖策寻黎老,打狗掠鸡似病风。”不光汉族人爱他,就连当地黎族人也喜欢于他交往。一位挑柴卖的黎族青年,见苏东坡衣裳单簿,就把自己身披一块吉贝布(木棉布)赠送给他,令这位大文豪非常感动,当晚就写下了这道“黎山有幽子,形槁神独完。负薪入城市,笑我儒衣冠。生不闻诗书,岂知有孔颜。倏然独往来,荣辱未易关。日暮鸟兽散,家在孤云端。问答万不通,叹息指屡弹。似言君贵人,草莽栖龙鸾。遗我吉贝布,海风今岁寒。”萍水相逢又语言不通的黎族山民慷慨送他吉贝布,令他百感交激,“海风今岁寒”道出他对黎胞的深深同情。其子苏过也在他的《夜猎行》中写到:“余寓城南,户外即山林,夜闻猎户声,且有馈肉者。”
元符三年,苏轼遇赦北归,临行前他在写给黎子云等人诗中道出心声:“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乘舟渡海时东坡先生感情系之:“他年谁作舆志,海南万里真吾乡。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宋人范正敏在《遁斋闲览》中记载:“东坡自海南还,过润州,州牧,故人也。因问起海南风土人情如何?东坡云:风土极善,人情不恶。某离开昌化时,有数十文老皆担酒馔,直至舟次相送,执手泣涕而去,且曰:此回内翰相别后,不知何时再相见?”
苏东坡一生耿直,愈老愈艰,晚年被贬海南,原以为要老死海外,不料却遇上爱戴他的海南乡亲,不怪他临终前称自己“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把孤悬海南的儋州与黄州惠州相提并论,由衷地道出他的感激之情。
弘扬文教 妇幼吟诗
苏东坡初抵儋州时,官办学校是“窥户无一人,庙貌犹殷因;先生巽已阙,弟子散莫臻”学校空无一人,无人向学。东坡先生不遗余力四出劝学,到他离开儋州时,当地读书风气风行。《琼台纪事录》对苏轼开发海南文化作了高度评价:“宋苏文忠公之谪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郭沫若先生1961年在参观东坡故居时说:“东坡在此敷扬文教,乡人多受其惠”。
传说有一次苏东坡郊外闲游,路遇一位背大瓢行走田间老妇人,两人对起话来。东坡问:世事如何?老妇答:世事如一场春梦耳。东坡以为她没有听清,又重复了一句:世事如何?老妇人再答:翰林富贵,一场春梦耳!东坡闻知连说了不得了不得,我等不及尔也。
还有一次,苏东坡看见一位黎族青年妇女口嚼槟榔,手提竹篮正给田间耕作的丈夫送饭,便开口吟道:“头发蓬松口乌乌,天天送饭予田夫。”黎家妇女一见东坡吟诗,马上开口接道:“是非皆因多开口,记得君王贬你乎。”
儋州山歌对杖恭整,韵律清楚,老少妇幼均能吟唱,这与苏东坡居儋大力倡导文教是分不开的。王国宪在《重修儋县志叙》说:“儋耳为汉武帝元鼎六年置郡,阅汉魏六朝至唐及五代文化未开。北宋苏文忠公来琼,居儋四年,以诗书礼乐之教转化其风俗,变化其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