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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的儒家思想促进了海南的文明

发布者:      来源:南海佛教网 

苏东坡的儒家思想促进了海南的文明

海南省琼州学院中文系   张西爱

 

  摘要:苏东坡被贬海南,就和海南人民打成一片,劝民务农,开展教育,传播文化,著书立说,研究陶渊明。苏东坡的儒家思想促进了海南的文明。
关键字:儒家思想    劝民务农   传播文化   著书立说


  1.引言


  苏东坡的一生以儒家思想为本,又能博采佛道之长,他好道而不厌世,参禅而不佞。处顺境时不骄惰逸乐,在逆境中能随遇而安。综其一生,儒家思想和佛老思想始终矛盾的并存在一起,而它们在苏东坡身上又是统一的,因为他习惯于把政治和人生区别对待,因而大致以“外儒内道”的形式把两者统一起来。作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苏东坡的人生观是极为矛盾复杂的,正如他的政治一样,苏东坡的人生观的主要基调是乐观的,健康的,儒家的积极进取,达生达观精神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在他屡遭厄运,最后被贬谪海南岛时,在思想上能够进行顽强抵抗,从而在逆境中迸发出生活毅力。这与他所受的正统的儒家教育是分不开的。


  苏东坡一生大起大落,他一生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仕至从管,出长八州”,最后却困于俗吏,屡遭贬谪。以至于年过六十而不得不飘洋过海,被贬儋州,流放天涯。这对苏东坡是不幸的,然而任何事情又都是一分为二的,苏东坡的不幸,却成了海南之大幸。正是受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正统的儒家思想教育的苏东坡一到海南,就和海南黎苗族人民打成一片,劝民务农;开展教育,传播文化;著书立说,研究陶渊明。可以说,苏东坡的儒家思想,促进了海南的文明。


  2.1和黎族人民打成一片,劝民务农


  1097年,62岁的苏东坡被贬到海南儋耳,在这里度过了三年的流放生活。九百多年前的海南岛,条件十分恶劣,孤独的一个荒岛,浮摇海上,就像一叶扁舟,给人一种“孤悬海外”的感觉。苏东坡又是年过六十而被逐海外,这无论是从生理上还是从心理上都是一个不小的打击,生活的艰苦更是可想而知了。苏东坡也做了最坏的打算,他感到,老朽之身,投身海外,哪里还有回归的希望。他已做好了老死荒岛的准备,这有他在雷州和弟弟子由分别时写给王古的文字为证,“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春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仍留手疏与诸子,死即葬于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柩,此亦东坡之家风也。”可见苏东坡当时的心情。


  在儋州,苏东坡在物质生活上遭到了很大的困难。儋州比岭南更加落后,对于苏东坡来说,几乎无地可居,举无所有,即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洗澡无浴器,又无书籍和笔墨纸张。苏东坡已经到了举步维艰的处境。


  但苏东坡终究是由正统的儒家思想熏陶出来的,它能达观地看待眼前的困难和挫折,他一踏上海南岛,却立即获得了一片新天地。“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超然自得,不改其度”。他好像觉得海南岛没有一点可怕之处,他似乎已经把荒岛当作自己的家乡了。他很快与当地的少数民族成了朋友,苏东坡与少数民族黎族生活在一起。他与身份不同的人读书人、农夫等相交往。闲谈时,席地而坐,和村民在槟榔树下一坐,就畅谈起来。苏东坡的可敬之


  作者简介:张西爱(1964-) 女,山东邹城人,琼州学院中文系中教高级教师,主要从事语文教育研究
  基金项目: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生态学视域下的教学研究》(项目编号:HNSK07-50)


  处就是不论是穷是达,时刻想着为百姓做好事,这也是儒家“仁者爱人”道德情感的外显。苏东坡关怀着少数民族。当时海南岛存在着几种不良的风气,第一是杀牛,“以巫为医,以牛为药”;第二是不重视农业生产,都以贸香为业,多荒田;第三是“坐男女立”,把繁重的生产劳动加在女性身上。这引起了苏东坡的主意,苏东坡试图通过自己的宣传,使之有所改变。苏东坡书写柳宗元的《牛赋》,由琼州和尚道赟作宣传,使黎族人民都能知道牛对发展农业生产的益处;他经常诵杜甫的《负薪行》,以劝谕当地父老,希望改善女性痛苦的状况。海南虽也出产稻米,由于忽视农业生产,稻米数量少,不能自给,一般都以薯芋杂米作粥糜,充腹取饱。苏东坡同情黎族人民这种困苦的生活,因此大力向他们进行“劝农”的宣传教育。苏东坡向黎族人民说,汉族与黎族,都是一家,黎族人民生产、文化落后,并非是天生的。苏东坡又说明,黎族人民不重视种麦种稷,而只注意种植沉水香之类的经济作物,以此为贵,而以庄稼为贱,这样就造成了生活使用方面的匮乏。而贪官污吏,又对黎族加以残酷的压迫剥削,犹如鹰挚狼食一样。这就带来了更深重的灾难。


  经世济时的政治理想和正统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使得苏东坡始终把儒家的用世进取精神作为精神支柱,从不退缩,一生关注现实。这说明苏东坡思想中儒家的辅助治国、经世济民、仁爱、大一统的内容,是他思想的主导部分。也正是这一主导思想,使得苏东坡以汉黎人民同为一家,互相平等的思想来关怀黎族人民,希望通过自己所作的某些努力来促进黎族人民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变化。这种宝贵的民族团结的精神,在当时别人是难能做到的。苏东坡的实际行动,受到黎族人民的欢迎。


  苏东坡向黎族百姓宣传海南岛有着良好的自然条件,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兽禽芋薯,都可解决生活问题,因此,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邻里相助,改进农具。春天付出一定的劳动代价,到秋天,一定会得到上天的丰盛的报酬。积极发展农业生产,一定会带来长远的福利。为此,苏东坡还热情洋溢的写下了思想性很强的《劝农诗》,为黎族人民描绘与展开一幅又痛苦又欢乐的图景。


  其实,这时的苏东坡处境十分艰难,物质匮乏自不待说,由于政敌的一再陷害,几乎无地可居,虽几经周折,住进了官屋,实际上官屋不过是一所小房子,秋雨一来,房顶就漏雨,夜里苏东坡得把床动移西移。可是苏东坡能将超越苦难的旷达与儒家的“乐生”精神融而为一。儒家的“乐生”精神基本上鲜明地表现出两种积极的价值取向:其一为乐生安死,顺应天理,以和谐为其美感特征;其二为完善人生,舍生取义,以崇高为其美感特征。纵观苏东坡一生,其呈现出的价值取向是第一种,他所着力追求的是和谐。由于北宋统治者采取儒、释、道三教并用的政策,而儒学又被尊为首位,文人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自信心高涨。而苏东坡又是深受儒家正统的思想的影响,因此他人生中所表现出来的积极的淑世精神,和旷达的人生境界就不足为奇了。


  正如秦观曾称:“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也正是这种超然得失、乐天知命的“性命自得”之学,使得苏东坡能达观地看待眼前困难,随时关怀着黎族人民。他几乎和黎族人民打成一片,结下了极为亲密而深挚的友谊。苏东坡曾用“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欢同”这样的诗句来描述自己和黎族人民的欢乐无间。在凄凉的老年流放生活中,苏东坡从黎族人民身上得到了无限温暖,而他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我国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史上写下了珍贵的一页,他的“劝民务农”,也大大促进了海南的文明。


  2.2开展教育,传播文化


  “唐宋君王非寡德,琼崖人士有奇缘”。宋哲宗的一纸贬诏,为海南人民送来了一位风华绝代的老师。正是有了他,海南遍地书声朗朗,学风日盛。“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始之”。苏东坡的不幸,却成了海南之大幸,这是出乎将它远贬之人的意料之外的。苏东坡的到来,加速了海南的文明进程。


  苏东坡来到海南岛,作为一个具有先进文明的汉族知识分子,也把汉族的文化带到这个岛国。黎族人民中的知识分子,均因苏东坡的到来,来从苏东坡游学。当时亲自受到苏东坡教益的黎族青少年最少在十几位以上。苏东坡在儋州进行了不少传播文化的工作。他讲学、著书,以及他所具有的卓越的艺术才能,如书法、绘画等等,都有利于在黎族人民中开展教育,传播文化。


  海南历史上第一个中举人和登进士的人士都曾是苏东坡的学生,可见苏东坡对海南古代文化的影响之大。第一个中举人的是宋代琼山县的姜唐佐,于宋宗宁二年(1102年)中举。苏东坡谪居海南儋州时,姜唐佐曾到儋州拜他为师,师生关系融洽,书简往来甚多,姜唐佐是苏东坡的得意门生之一。


  当姜唐佐要上广州应考时,苏东坡题上两句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相送,并对姜唐佐说,待你中举后再将后两句写完。并称赞姜唐佐有中州士人之风,告之此行必登科第。后来,姜唐佐果真成为海南中举的第一人,破了天荒。可惜这时尊敬的老师已经仙逝,这可见苏东坡的眼力。


  作为一个诗人,苏东坡与少数民族黎族生活在一起,成为了他们的一位歌手,苏东坡的诗歌题材也就出现了其他诗人很难触及的崭新的方面。


  苏东坡歌唱儋州的风光,歌唱黎族人民的生活习俗—鸡卜、鼠卜以及芦笙歌声;他描写海南的气候特征与万物生长的情况;他写槟榔、椰子;黎族少女头插茉莉,嘴嚼槟榔的美的情态,也变成他的一个特写镜头。


  苏东坡儒家追求和谐的“仁爱”之心,表现在他在海南岛的人生态度上。苏东坡一次曾对他弟弟说:“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在我眼中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现在,他就和没没无名的读书人,匹夫匹妇向往还。和这些老实人在一起,它无须乎言语谨慎,它可以完全自由,可以名士本色示人。


  苏东坡结识黎子云兄弟,并促成了载酒堂的建成。苏东坡也趁便给大家传授一些农耕或文化知识,教育大家重农知礼。因此,载酒堂自然成了一个“教育重地”,黎族人民在这里接受大学者的熏陶,苏东坡诗乐教化的计划在暗暗推行,黎人子弟的读书之风也渐渐形成。


  苏东坡到昌化不久,他看到学舍虽存在,却早已没有一人入学。这正是教化不到邦风毁坏的缩影。他决心扭转邦风,推行教育,为苦难的黎人尽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让弦歌飘满海岛。


  于是他的身影不断出现在黎人中间,他开始注意黎母山文化,他经常在载酒堂用幽默轻松的话语,讲解深刻的理念。渐渐的已有不少青年开始了读书,时时向他请教。在苏东坡的努力下,黎族人民的观念开始扭转,读书的风气渐渐形成。


  苏东坡的可敬之处,是无论何时何地,是穷是达,他总有个习惯,尽量为百姓做点好事。所以他无论以何种身份到了何地,都会受到百姓的爱戴和尊重。也只有苏东坡,才将超越苦难的旷达与儒家的“乐生”精神融而为一。

 
  苏东坡是个禀性难改的乐天派,是个悲天悯人的道德家,他一生仕途坎坷,掉在新、旧两党斗争的夹缝中,备受排斥和打击,多次被贬官,以致被流放到海南岛。然苏东坡不怨天,不尤人,从未忘记政治,忘记现实,不消极,不沉伦。虽然道家和佛禅思想在苏东坡身上有明显的存在,但都处于非主导地位。他主要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积极入世精神,从事实际政治活动,关注现实,在对待人生的苦难和坎坷问题上,苏东坡则更多地吸取了道家“委时承化”、“返璞归真”,“齐忧乐”和佛禅的“明心见性”的思想。这使他能看穿忧患,以达观的态度对待不幸,使自己的精神得到安慰和超越。超世而入世,执著人生,善处人生。始终在精神领域保持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平淡不易。苏东坡活在平民百姓的生活中,没有一个文人能像苏东坡这样更有人情味了。他给海南带来了文化,也给海南带来了文明。


  2.3著书立说,研究陶渊明


  苏东坡在少年时代就热爱大自然,对于山林、泉石、溪水野花、杂草来说,他是它们的不速之客。在美妙的大自然景色面前,他往往流连忘返。少年苏东坡对农业生产劳动也有所了解,以至于在他中年谪居黄州时,就购得十亩荒地,自己耕种,因地名叫东坡,所以他自号“东坡居士”。着实过起陶渊明的田园生活来。这也意味着苏东坡思想上的一个重大变化:佛老思想成为他在政治逆境中的主要处世哲学。其实,这也是有渊源的,苏东坡青年时期就有受道家无为思想影响的一面,并不愿意踏入仕途,去受统治阶级驱使以及种种束缚。这种思想确实在他内心出现过。但苏东坡毕竟是由统治阶级奉为正统的儒家思想教育武装起来的,受“学而优则仕”,“达则兼济天下”的影响,他对于佛老思想的吸收,也是有所选择的。他自己也曾说,他对“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原来他只是取其所需以保持自己达观的人生态度而已,这也是他所追求的儒家顺应天理的和谐之所需,更是他闪光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苏东坡初到海南岛时,由于物质上遭受到很大的困难,因此心理上也受到很大打击,他感到“生事狼狈,劳苦万状”,“罪废闲冷,众所鄙远”。在这种情况下,苏东坡又强烈怀念起陶渊明来。此时佛老思想也有所滋长。他自己说:“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尘尘各有际。下观生物息,相吹等蚊蚋。”显然,下观两句是出自《庄子.逍遥游》的典故。他这时也酷爱陶渊明避世淡泊的一面,对清静无为养生长生的道家也表示出更大的兴趣:“愧此稚川翁,千载与我俱。画我与渊明,可作三士图。”这时佛老思想对他的主要作用是作为政治逆境中自我解脱的精神武器。这也是苏东坡这样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在当时条件下所能找到的唯一的精神武器,这是时代、阶级的局限性。


  苏东坡认为陶渊明在认识到当时黑暗的现实并与之决裂之后,归隐田园,虽然贫寒,但依靠双手亲自参加劳动,保持了自己人格的高贵与纯洁,总算获得了一个比较安定的晚年。而自己由于种种原因,始终不能弃官归田,只能走着自己的道路。结果,“仕不知止,临老窜逐;罪垢增积,玷污亲友。”就这点讲,苏东坡感到自己比陶渊明还要不幸与痛苦。正因为这样,苏东坡认识到陶渊明的伟大,更有感于陶渊明的为人,苏东坡把陶渊明当作自己最好的精神伴侣。


  其实,苏东坡更爱的是陶渊明的为人与生活态度,以及其道德面貌和思想情操。早在颍州时,就开始了陶渊明的研究,因为当时在被迫之下,度田园生活,他觉得自己的生活与陶渊明当时的生活,可谓无独有偶,完全相似,他又极其仰慕陶渊明。离开惠州时,他已经写了109首和陶诗,只剩下15首诗是在海南岛完成的。他在给子由的信里说:“然吾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他觉得他与陶渊明的为人也颇相似。


  在惠州时,苏东坡的和陶诗已经相当引人注目,然而苏东坡对陶渊明的研究,其最高层次却是在贬琼时期。在惠州、儋州时,几乎和遍了所有的陶诗。在别人看来,他完全成为一个“陶渊明狂”,但苏子由比较了解苏东坡的思想倾向,他为哥哥的《和陶诗》作《引言》,从出处进退来阐明哥哥和陶渊明在思想情感上的联系。苏东坡敬仰的是陶渊明不愿追随统治阶级压迫劳动人民,自知要遭饥寒,但他坚持劳动,终不肯为五斗米折腰。两相比较起来,自己也有陶渊明那种“性刚才拙,与物多忤”的共通点,然却缺乏陶渊明那种勇敢。,这是苏东坡最感痛苦之处。他自认深愧于陶渊明,而知距离陶渊明的境界太远。所以,在他初至海南,最感痛苦和绝望的时候,读陶和陶便成了苏东坡自我调节的重要方式。一方面,是为了接近陶的境界,另一方面,则是要消化眼前的苦痛,走出心灵的困境。


  3.结束语


  苏东坡年过六十而飘洋过海,在海南岛整整生活了三年,其生活的艰苦与精神上的苦闷是可想而知的。但乐天知命的苏东坡能达观地看待这一切,他“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著书立说,研究陶渊明”,“超然自得,不改其度”。与此同时,他与黎族人民很快地成为朋友,对海南的生产、文化事业都做出了贡献。特别是把教育在海南开展起来,使得僻陋的儋州从此有了人文。这既有儒家经世济民的积极进取思想的体现,也不乏道家佛禅思想的存在。苏东坡的一生虽然屡遭贬斥,但他初衷不改,心有所恃,不肯随俗沉浮。但他从未忘记政治,忘记现实。在苏东坡的身上,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与佛道化解人生苦难的虚幻融合得几乎无了痕迹。他在经以佛老庄禅超物我、齐生死的虚无思想化解人生忧患的同时,亦含有一种儒家士大夫在恶劣社会政治环境中追求道德人格完美的意味。他那种谈笑于生死之际的旷达情怀,历经磨难而始终乐观向上的精神,任性逍遥、随缘自适的生活态度,正是儒道合力的结果。他援道入儒,又始终保持正直士大夫的人品气节,儒家道德人格的浩然正气,支撑着佛老的静达旷放,成就其虚静高洁的心志和风流潇洒的气度。苏东坡告别他谪居三年的儋州离去了,却留下了一代文人的浩然正气,也给海南人民留下了永久的文明。


  参考文献:
  [1]颜中其.苏东坡.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
  [2]陆扬.中西死亡美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3]秦观.答傅彬老简[M]秦观.淮海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4]童一秋.中国十大文豪.长春市.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
  基金项目: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生态学视域下的教学研究)(项目编号:HNSK0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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