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鉴真探三亚佛教文化源头

一、问题的提出

三亚的南山佛教文化旅游区内,建有南山寺。建立南山寺的最初缘由,是为了纪念鉴真和尚在三亚的弘扬佛法活动。公元748年,当鉴真第五次东渡日本时,因为遭遇了台风,偶然间被风浪吹到了古振州（今三亚）。于是,有了鉴真与三亚的因缘际会。

鉴真和尚在三亚休整的一年多时间里,重修寺庙,讲经说法,为弘扬佛教文化做出了贡献。很多史料对这段历史有记载,特别是鉴真东渡日本后,日本真人开元撰写了《唐大和尚东征传》,书中详细记载了鉴真在三亚时的弘法经历。也许因为存有这些史料的缘故,人们对鉴真在三亚的传播佛法经历,耳熟能详,往往把三亚佛教文化,甚至是三亚佛教文化的源头,与鉴真联系在一起。

比如,陈喆烨认为,“鉴真和尚是三亚佛教文化的重要代表”,正是“鉴真的到来架起了海南文化与中原佛教文化的桥梁”,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佛教文化在海南的传播,是从鉴真开始的”。

当我们试图探寻三亚佛教文化的源头时,不禁要问:鉴真是三亚佛教文化的源头吗?或者说,三亚佛教文化是从鉴真开始的吗?

二、鉴真之前三亚已有佛寺

之所以对“鉴真是三亚佛教文化源头”提出质疑,首先因为:鉴真来到振州（三亚）前,三亚已经有了佛寺。

三亚大云寺的修建,与唐朝时期统治者崇敬佛教的政策有关。武则天天授二年（公元691年）时,朝廷“敕两京、诸州各设大云寺”,以藏大云经。振州（三亚）尽管远在天涯海角,也不敢违抗圣旨,修建了大云寺。到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朝廷又命天下诸州建开元寺。海南的地方政府也奉旨建造了开元寺。鉴真和尚在三亚时,组织重修了大云寺。离开海南岛前,在琼山地区,又应当地官员的请求,重修了开元寺。

虽然没有详尽史料证明鉴真来到三亚前,已经有僧人来过,并伴随地方政府修建寺院,而开展弘法活动。但是,理论上的推测是:既然有了寺院,而唐朝又是中国佛教文化的兴盛时期,僧侣队伍十分庞大,佛教的渗透能力很强。这些都有理由相信,三亚兴建大云寺,有僧人随之弘法的可能性。

唐朝廷颁旨修建佛寺的行为,包括鉴真因为台风的偶然因素漂流到三亚,都属于从大陆内地向海南三亚的一种佛教文化传播。假如说鉴真之前,存在着的从内陆到三亚的佛教传播,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那么另一种从印度和东南亚而来的佛教文化的海上传播,就不仅仅是一种推测了。

三、海上丝绸之路的要冲

中国的陆路“丝绸之路”,举世闻名。而“海上丝绸之路”,也许会被人忽略。中国最早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陈炎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比路上丝绸之路时间更长、范围更广。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约在秦王朝和汉代时期。徐福率童男童女百工等庞大的船队,在东海上替秦始皇求仙,曾到达过日本,开辟了东海航路。汉武帝时期,有船队从雷州半岛出发,驶达了印度,开辟了南海航路。

海南岛位于南海航道上,处在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要冲。唐代沈耽的《广州通海夷道》,这样记载海南的“要冲”位置:“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屯门即香港之屯门,九州石在海南文昌,象石在海南万宁,占不劳山在越南中部东海岸。史料中还如此描述三亚的港口:崖州榆林港“为印度洋所必由之路”;崖州番人塘因“相传番人覆舟于此,故名”;崖州毕潭港在“三亚村南海口,占城贡船泊此”;崖州大蛋港“客商泊船于此”。从这些史料得知,海南岛位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道;而三亚的几个港口,处于中国最南端,有更多的机会与南海诸国交流往来。

其实,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商贸之路,也是传播和交流佛教文化的国际航线。班固的《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中印海上交通已经开通。梁启超在《佛教之初输入》中,认为“佛教之来非由陆路而由海”。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先是使者、商人纷至沓来。然后,僧人跟随使者、商人也踏上这条海上航线。特别是三国和东晋以后,一直到唐代,印度佛教高僧纷纷来华,海上丝绸之路上,僧人成群,梵音不断。

海上佛教弘传,中国最先成为重镇的是交趾。交趾（今越南河内）,在三国时期是中国最繁华的港口。直到唐代,广州才取代交趾,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港口。研究史料认为,佛教传入交趾的具体时间不详,但汉末时期天下大乱,而交趾的社会却很安定,人民生活幸福,百姓喜欢佛教。比如,此时期在中国内地出现的高僧叫康僧会,他其实是印度人,跟随做生意的父亲,移居到交趾。十多岁时,父母双亡,于是康僧会出家,在交趾学习佛法,并成为大师,然后才去中国内地弘法的。康僧会在交趾修习佛法的事情证明:如果当时交趾没有高水平的佛教文化,就不可能把他培养成为佛教大师。关于广州的佛教弘传,有着更多的史料记载。第一个由海路来中国的印度僧人,是坛莫耶舍（公元401年）。公元527年,中国禅宗的创始人菩提达摩,乘船抵达广州,他在广州登岸的地方,被后人称为“西来初地”。中国僧人义净于公元671年,也沿着这条海上航线,从广州出发,飘洋过海,去印度取经。这些历史资料都让我们认为,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传播佛教文化的国际海上航线。

从开辟南海航路的三国时期起,直到唐朝为止的500年里,印度来华的高僧,以及中国去印度学习的僧人,史料中记载有名有姓的就达到33人。无名无姓、未被记载的无名僧,数量应该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三亚处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要冲,鉴真来到三亚之前的500年中,难以数计的中印僧人,穿行在经过三亚的广州与印度的航线上,就没有发生过一些如鉴真因台风飘落三亚一样的偶然事件?有趣的疑惑是:连远在东海准备东渡日本的鉴真,都被吹到了三亚港,而那些数百年间,在三亚港前往往返返载有僧人的船只,就没有一次一只船需要到三亚港补充淡水、躲避台风、修补船只?

虽然缺乏直接的史料证明唐朝前三亚已经传入了佛教;但相隔不远的广州的史料可以间接证明,至少在东汉末年佛教就传入了广东。我们仍然需要时间去探寻史料和遗址,以期透过历史的迷雾,再现载着僧人到达广州的航船中,在三亚的一次次驻足和一回回传播佛法。

四、神奇的吉贝传播

吉贝,与海南岛,与佛教传播,有着神奇的联系。

“吉贝”,是中国古代文献对中国南方和东南亚特有的一种木棉织品的称呼。《尚书·禹贡》说“岛夷卉服,厥篚织贝”,研究考证,指的是海南黎族。一般研究认为,吉贝原产于印度等南亚、东南亚地区。海南之所以有吉贝,而且在战国时代就有记载,也许因为吉贝从印度传入海南岛后,黎族把它作为贡品献给了朝廷,而被记录下来的。

因此,海南虽然有吉贝的时间长,但其渊源仍在印度和东南亚地区。因为棉纺起源于印度和巴基斯坦,中国早期史料记载中,多把它列为印度南亚等地的贡品。再一个原因是,海南岛的黎族现在仍称木棉树为“蛤”,木棉花为“贝”,称呼与印度语“吉贝”相同,因此推测应该源于印度语的称呼。又因为我国南方和西南的一些习惯传统与印度南亚相同或相仿,这可能源于两地之间的文化交流,包括“吉贝”,也是两地交流的结果。

研究吉贝的传播路线和传播时间,发现吉贝的传播路线是:印度—东南亚—海南岛—中国南方大陆—日本。更有趣的现象是,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佛教造像的南传系统,其传播路线也如吉贝的传播路线,从中印度—东南亚—中国大陆—日本。而其传播时间也与吉贝相同。此外,在吉贝传播路线经过的地区（海南除外）,均发现了南传佛像的遗址。

我们是不是可以据此推断:吉贝传入了海南（包括三亚）,那么南传佛像（包括佛教文化）也会传播到海南（包括三亚）?

在传播时间上,是不是也可以推断:至少在鉴真到来前,吉贝（以及佛教文化）在三亚早就存在了。甚至不仅仅是唐初,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乃至更远的汉代、战国时代。

五、余问

1992年袁金明、袁金华兄弟,在三亚南山鸭仔塘村旁,发现了一块河卵石,石上刻有藏文,是一块藏经石。据专家考证,此石为唐代之物,是佛教密宗的信物。此枚藏经石,是目前佐证佛教传入三亚的唯一物证。

由于缺乏史料,鉴真之前是否有中外僧人在三亚弘法,只能是一种理论和逻辑的推断。三亚佛教文化更早的源头,尚待新史料和新遗址的发现和佐证。

另一个有趣的疑问关乎黎族。古代三亚黎族人居多,研究发现,外来宗教中,佛教最早传入黎族。历史上曾出现过黎人“慕佛”现象。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古迹》中,“南番及黎人人慕佛相好”,即是明证。然而,结合鉴真是否为三亚佛教弘传源头的疑问,我们仍然要问:佛教究竟是什么时候传入黎族的?

目前公认的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在汉时永平八年（公元65年）前后。而吉贝传入海南黎族的时间却早在战国,又根据之前对吉贝与印度、海南岛、佛像传播关系的论证,佛教有可能随着吉贝一起在战国时代就传到了海南岛,传到了黎族。

如果佛教在战国时就随着吉贝传入了海南,那岂不是中国佛教文化最先传入了海南黎族?这真是个让人兴奋的大胆推测。

参考文献:

[1] 吴国华.三亚历史文化丛书:南山[C].海口:海南出版社,2009.

[2] 陈喆烨.鉴真和尚与海南佛教文化[J].西安社会科学,2009（1）.

[3] 吴永章.黎族史散记[J].民族研究,2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