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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海南商人大逃亡

发布者:      来源:南海佛教网 

  电影《一九四二》再次唤醒中国人70年前的惨痛记忆。1942年,战争、饥饿、逃难,像瘟疫般在中原大地蔓延。
 

  那一年,在一海之隔的海南岛上,日军加快侵略步伐,叫嚣要在 “三个月内消灭海南岛上的抗日力量”,使海南岛成为日本在南太平洋上“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那一年,以王毅为首的国民党驻琼军队,早已退守中部山区;冯 白驹等人领导的共产党抗日武装,迂回作战,以游击的方式抵抗日军空前残酷的“蚕食”和“扫荡”,黎族首领王国兴开始自发寻找共产党组织……
 

  从1939年2月登陆到1942年,3年间,日军已几乎完全控制了海南岛,200多万琼崖百姓陷入前所未有的深渊,大批民众纷纷逃离……

 
  70年过去,通过寻访那段黑暗时光的亲历者,一些关于“1942”的海南民间记忆渐渐清晰……

 
  琼商出走上海滩

 
  这是一段已被湮没的记忆。一小群海南商人通过水路或陆路,聚集在上海北京路上。以森茂商行为代表的经济实体,聚合了200多名不愿意在海南加入汉奸组织的商人。

 
  1942年秋天的一个周日,逃到上海的海南商人在森茂商行聚首。这是他们经常碰头的地方。他们在此交流战时 来自家乡的消息,也互相帮忙着手中惨淡的生意,瑟瑟的秋意让这次聚会充满了怀乡的浓烈情绪。商行主人正是海口永生米行总经理陈礼运,逃离海南岛前最后一任 民选的第六届海口商会会长。

 
  1940年日本登陆海南约一年后,身为海口商会会长的陈礼运,为了避免日本人的奴役,拒绝担任伪“海口地方 维持会会长”,他丢下在海口的生意和地位,带领全家出逃海口,到上海谋生去了。这一走就是一年多。他的身后,陆续跟随了200多名海南商人。一时间,上海 茂森商行的陈家,成为海南商人聚会、议事的场所,海南商人不愿意在海口苟且偷生,开始在艰难时世异地谋生。

 
  1930年代商业渐渐兴旺起来的海口,陈氏家族事业的创始人陈礼运经营的米谷行和贸易行已经名声在外。到了 1939年日军入侵前,陈家的米谷行在海口的商业排名已是名列前茅。在1930、1940年代的海口,有身份、地位的商人都渴望加入一个组织,那就是早在 清光绪年间便成立的“海口市商会”。1924年,初设在南门内(今博爱南路)的海口商会,把位于中山路的江姓和张姓两座祠堂改建扩建,以后海口市历届商会 均设于此,这就是今天的海口中山路5号。事业成功而又热心公务的陈礼运,1937年被海口1000多户商家推举为第六届“海口市商会”会长。

 
  1942:艰难时世图生存

 
  1942年正是日本入侵海南的第三年。三年前的1939年2月,日本军队登陆海南岛,首当其冲的是海口市。 海南岛沦陷第二天,蒋介石在重庆召开记者招待会,在会上发表了声明。其中有一句话令人震惊:“……确实,日本占领海南岛对于东亚和平的影响,与1931年 9月18日日本军队占领奉天等量齐观,具有酿成太平洋上‘九一八’事变同样严重的后果……”

 
  占领区的人们听不到发自重庆的广播,也看不到报纸,并没有意识到日本侵占海南岛,后果如此严重。恐惧、逃 难,作为海南北部首府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海口一时变成一座空城,岛上守军几千,几乎不战而逃。得不到任何援助的海南立即成为孤岛。海口市内的1000多 家店铺几乎关闭,一个曾经活跃的5万多人的港口城市变得一片死寂。

 
  1942年,海南商人再次大逃亡。一年前,日本设立“海南海军警备府”,日军在海南开始实施军政统治,强制 性地进入到通货政策、金融政策、企业开发、庶民生活等各个方面,海南人在日军的淫威下日子过得更为艰难。日军采取种种强迫手段,更加强令商人必须要加入各 地“地方维持会”,才可取得经营权。在此情况下,那些不愿加入“维持会”的商人想尽办法离开海南。《琼崖抗战记》(王钦寅著)中这样叙述:“……各中、小 城市市面金融尤为混乱,稍有资财商人争购黄金外,向外逃避,工农业生产也几近停顿。”

 
  这一年,海南商人逃亡的目的地主要是离海口最近的广州湾(今湛江),那里是法国殖民地,日本的铁蹄践踏不到 那里;另一个方向是下南洋投奔亲戚,流离失所;有的商人则逃亡偏僻的乡下,躲避日本人的搜捕;有实力的商人则陆续逃亡广州、香港,更有一小群逃往上海滩, 到外国人的租界暂时安身,在那个山河破碎的时刻,与大上海一起浮沉、生息。

 
  《海南史》作者林日举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1939年2月日寇入侵海南后,占领了本岛经济较发展的环 岛沿海及内陆地区,并进行野蛮的统治和疯狂的榨取掠夺,严密而残酷的经济封锁,使战前较为稳定的农工商各业遭受极度的摧残。海口、琼海等敌占区,百业凋 零,物价腾贵,交通困难,四民失业,侨汇中断,经济陷入绝境。在非占领区,由于经常遭受日寇的侵扰、扫荡和严密封锁,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那些能在战前逃 离海南,并立稳了脚跟的商人,实在是凤毛麟角,实在是万幸。

 
  陈礼运算是一个幸运者。他是海口市人。他有6个儿子一个女儿,带领这阵容可观的一家子到上海去逃难,光是吃 喝就要耗去很多钱财。但无论如何他都不能再呆在海口。根据陈礼运的儿子陈煜(已故)生前口述,父亲担任海口商会会长不久,日军便入侵海南岛。日军逼着父亲 继续担任“海口地方维持会会长”,并许以很多特权,接受日本当局军政命令“受命”经营,父亲就是不答应。1940年初,他借口到上海处理最后的生意,从此 一去不归,直到抗战胜利。

 
  他们一家挤住在商行兼住房的商铺里,还要不时接济到上海来逃难的海南同乡。他当年已经18岁,记得到他家去避难的除了落魄的商人,还有一些流落到上海的海南学生。他们面带菜色,破衣烂衫的,生性耿直善良的陈礼运经常拿出儿子们的衣服,送给这些前来求助的乡亲。

 
  海口市彰兴后街16号后进义兴后街一栋四层小楼,就是陈礼运的家。在海口市地方志上,可以读到有关他的记载。到他担任会长时,海口的商店会员已经发展到1000多户,“海商”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

 
  早在1932年,陈家的生意就已经做到上海。在上海的北京路创办森茂商行。他从家乡海南源源不断地运来赤 糖、虾米、咖啡、名贵海产品以及热带干果等,就凭着海南特产的物美价廉,打开了上海市场。有一项记载,早于海南沦陷的上海,由于受到日军的层层封锁,国外 的咖啡进不到上海,而陈礼运和海南商人通过湛江、广州或者香港偷偷运去的海南咖啡,一时间供应了上海的主要市场。孔雀牌咖啡、福山咖啡等海南本地品牌,也 受到战时上海市民的欢迎。

 
  “那个时候上海很少看到别的咖啡,海南咖啡曾经风光一时。陈礼运带动海南的一批商人,纷纷走出海口埠,向内 地开辟市场。以当时海口市区5万多人算,1942年在上海的海南商人超过200名,数量还算可观。而位于北京路上的陈家,也常常会成为海南商人聚会的处 所,有一点海南会所的味道。相继在上海做生意的有梁安记、旭记、富南、盛德等近百家商行。他们逃过了在家乡的厄运,却在上海开始了另一种艰难的谋生。”原 《海口文史》主编冯仁鸿先生说。

 
  1945年抗战一胜利,局势逐渐平定,海南商人不必担心再当“日奴”了,纷纷从上海回到家乡,当初出逃的悲壮如今已经化作一场疲惫。八年离乱,八年逃亡,他们经历了生离死别,经历了国难家仇。可以告慰自己的是,他们历尽劫难,宁死不屈,保持了中国人的民族气节。

 
  琼海商人的决绝

 
  作为海南第二大城市的琼海嘉积市,也同样面临日军的铁蹄。当日本军队抵达嘉积市,他们惊讶地发现,这座仅次 于海口的城市,不仅见不到一家开业的店铺,一个人影,连最为繁华的新民街也已变成一座废墟。在日军到来之前,这里的商人们亲手将自己经营多年的商店烧毁, 逃离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这让一路烧杀过来的日本人沮丧不已。

 
  这是一张令人触目惊心的照片。由日本人永田龙之助摄于1939年6月,关于嘉积的街景,他写道:“街道漂亮,但是敌兵撤退时,放火烧了街市,也没有居民,给人深深的废墟感。”永田龙之助镜头下的嘉积,让人看了心碎。

 
  “谁愿意毁了自己的家园?谁愿意背井离乡?可是日本人的铁蹄已经踏进自己的家门,岛上几千国军无力抵抗,早 早就退到了深山老林。新民街商人不愿意给日军留下完整的房子,他们亲手烧了自己的商铺,毁了自己的生意,纷纷逃难去了。”嘉积老华侨林唐山对记者说。今年 85岁的林老先生,谈起当年情景,依然愤慨在胸。他说,日本入侵前,嘉积是海南第二大城市,600多栋的骑楼,各式的雕花,漂亮的女儿墙,青石铺成的街 道,在新民街上显得十分典雅壮观。图片上清晰可见的“顺昌”、“益昌”等字号,都是嘉积镇上的老牌子。那时,家家有经营,户户有南洋客,商业较为发达,是 海南东部重镇。到了1942年,嘉积商人早已经弃城而走,纷纷躲避到乡下或者辗转去了南洋。

 
  1942年,很多琼海商人逃往南洋。琼海是著名侨乡,在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侨亲戚此时其实已经 陷入危难之中:同在1942,马来亚半岛之战,日军南洋战场已经拉开,日本人的铁蹄已经跨海而去。但是,比起家乡海南,已经在南洋的亲戚经济实力相对较 强,可以暂时接纳来自家乡的人。冯仁鸿说,琼海商人将自己在家乡的商铺烧了,不给自己留下退路。因为那时的他们陷入绝望,几乎难以想象3年后的1945 年,日本人会被赶走,中国迎来抗战的胜利。

 
  这些断垣残壁今天看来依然叫人心灵震动!揭开历史沉重一幕,海南商人在大敌面前的勇毅、决绝、不愿当亡国奴的民族气节令人钦佩,值得永久追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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