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海南商人大逃亡

　　电影《一九四二》再次唤醒中国人70年前的惨痛记忆。1942年，战争、饥饿、逃难，像瘟疫般在中原大地蔓延。

　　那一年，在一海之隔的海南岛上，日军加快侵略步伐，叫嚣要在 “三个月内消灭海南岛上的抗日力量”，使海南岛成为日本在南太平洋上“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那一年，以王毅为首的国民党驻琼军队，早已退守中部山区；冯白驹等人领导的共产党抗日武装，迂回作战，以游击的方式抵抗日军空前残酷的“蚕食”和“扫荡”，黎族首领王国兴开始自发寻找共产党组织……

　　从1939年2月登陆到1942年，3年间，日军已几乎完全控制了海南岛，200多万琼崖百姓陷入前所未有的深渊，大批民众纷纷逃离……

　　70年过去，通过寻访那段黑暗时光的亲历者，一些关于“1942”的海南民间记忆渐渐清晰……

　　琼商出走上海滩

　　这是一段已被湮没的记忆。一小群海南商人通过水路或陆路，聚集在上海北京路上。以森茂商行为代表的经济实体，聚合了200多名不愿意在海南加入汉奸组织的商人。

　　1942年秋天的一个周日，逃到上海的海南商人在森茂商行聚首。这是他们经常碰头的地方。他们在此交流战时来自家乡的消息，也互相帮忙着手中惨淡的生意，瑟瑟的秋意让这次聚会充满了怀乡的浓烈情绪。商行主人正是海口永生米行总经理陈礼运，逃离海南岛前最后一任民选的第六届海口商会会长。

　　1940年日本登陆海南约一年后，身为海口商会会长的陈礼运，为了避免日本人的奴役，拒绝担任伪“海口地方维持会会长”，他丢下在海口的生意和地位，带领全家出逃海口，到上海谋生去了。这一走就是一年多。他的身后，陆续跟随了200多名海南商人。一时间，上海茂森商行的陈家，成为海南商人聚会、议事的场所，海南商人不愿意在海口苟且偷生，开始在艰难时世异地谋生。

　　1930年代商业渐渐兴旺起来的海口，陈氏家族事业的创始人陈礼运经营的米谷行和贸易行已经名声在外。到了 1939年日军入侵前，陈家的米谷行在海口的商业排名已是名列前茅。在1930、1940年代的海口，有身份、地位的商人都渴望加入一个组织，那就是早在清光绪年间便成立的“海口市商会”。1924年，初设在南门内（今博爱南路）的海口商会，把位于中山路的江姓和张姓两座祠堂改建扩建，以后海口市历届商会均设于此，这就是今天的海口中山路5号。事业成功而又热心公务的陈礼运，1937年被海口1000多户商家推举为第六届“海口市商会”会长。

　　1942：艰难时世图生存

　　1942年正是日本入侵海南的第三年。三年前的1939年2月，日本军队登陆海南岛，首当其冲的是海口市。海南岛沦陷第二天，蒋介石在重庆召开记者招待会，在会上发表了声明。其中有一句话令人震惊：“……确实，日本占领海南岛对于东亚和平的影响，与1931年 9月18日日本军队占领奉天等量齐观，具有酿成太平洋上‘九一八’事变同样严重的后果……”

　　占领区的人们听不到发自重庆的广播，也看不到报纸，并没有意识到日本侵占海南岛，后果如此严重。恐惧、逃难，作为海南北部首府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海口一时变成一座空城，岛上守军几千，几乎不战而逃。得不到任何援助的海南立即成为孤岛。海口市内的1000多家店铺几乎关闭，一个曾经活跃的5万多人的港口城市变得一片死寂。

　　1942年，海南商人再次大逃亡。一年前，日本设立“海南海军警备府”，日军在海南开始实施军政统治，强制性地进入到通货政策、金融政策、企业开发、庶民生活等各个方面，海南人在日军的淫威下日子过得更为艰难。日军采取种种强迫手段，更加强令商人必须要加入各地“地方维持会”，才可取得经营权。在此情况下，那些不愿加入“维持会”的商人想尽办法离开海南。《琼崖抗战记》（王钦寅著）中这样叙述：“……各中、小城市市面金融尤为混乱，稍有资财商人争购黄金外，向外逃避，工农业生产也几近停顿。”

　　这一年，海南商人逃亡的目的地主要是离海口最近的广州湾（今湛江），那里是法国殖民地，日本的铁蹄践踏不到那里；另一个方向是下南洋投奔亲戚，流离失所；有的商人则逃亡偏僻的乡下，躲避日本人的搜捕；有实力的商人则陆续逃亡广州、香港，更有一小群逃往上海滩，到外国人的租界暂时安身，在那个山河破碎的时刻，与大上海一起浮沉、生息。

　　《海南史》作者林日举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1939年2月日寇入侵海南后，占领了本岛经济较发展的环岛沿海及内陆地区，并进行野蛮的统治和疯狂的榨取掠夺，严密而残酷的经济封锁，使战前较为稳定的农工商各业遭受极度的摧残。海口、琼海等敌占区，百业凋零，物价腾贵，交通困难，四民失业，侨汇中断，经济陷入绝境。在非占领区，由于经常遭受日寇的侵扰、扫荡和严密封锁，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那些能在战前逃离海南，并立稳了脚跟的商人，实在是凤毛麟角，实在是万幸。

　　陈礼运算是一个幸运者。他是海口市人。他有6个儿子一个女儿，带领这阵容可观的一家子到上海去逃难，光是吃喝就要耗去很多钱财。但无论如何他都不能再呆在海口。根据陈礼运的儿子陈煜（已故）生前口述，父亲担任海口商会会长不久，日军便入侵海南岛。日军逼着父亲继续担任“海口地方维持会会长”，并许以很多特权，接受日本当局军政命令“受命”经营，父亲就是不答应。1940年初，他借口到上海处理最后的生意，从此一去不归，直到抗战胜利。

　　他们一家挤住在商行兼住房的商铺里，还要不时接济到上海来逃难的海南同乡。他当年已经18岁，记得到他家去避难的除了落魄的商人，还有一些流落到上海的海南学生。他们面带菜色，破衣烂衫的，生性耿直善良的陈礼运经常拿出儿子们的衣服，送给这些前来求助的乡亲。

　　海口市彰兴后街16号后进义兴后街一栋四层小楼，就是陈礼运的家。在海口市地方志上，可以读到有关他的记载。到他担任会长时，海口的商店会员已经发展到1000多户，“海商”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

　　早在1932年，陈家的生意就已经做到上海。在上海的北京路创办森茂商行。他从家乡海南源源不断地运来赤糖、虾米、咖啡、名贵海产品以及热带干果等，就凭着海南特产的物美价廉，打开了上海市场。有一项记载，早于海南沦陷的上海，由于受到日军的层层封锁，国外的咖啡进不到上海，而陈礼运和海南商人通过湛江、广州或者香港偷偷运去的海南咖啡，一时间供应了上海的主要市场。孔雀牌咖啡、福山咖啡等海南本地品牌，也受到战时上海市民的欢迎。

　　“那个时候上海很少看到别的咖啡，海南咖啡曾经风光一时。陈礼运带动海南的一批商人，纷纷走出海口埠，向内地开辟市场。以当时海口市区5万多人算，1942年在上海的海南商人超过200名，数量还算可观。而位于北京路上的陈家，也常常会成为海南商人聚会的处所，有一点海南会所的味道。相继在上海做生意的有梁安记、旭记、富南、盛德等近百家商行。他们逃过了在家乡的厄运，却在上海开始了另一种艰难的谋生。”原《海口文史》主编冯仁鸿先生说。

　　1945年抗战一胜利，局势逐渐平定，海南商人不必担心再当“日奴”了，纷纷从上海回到家乡，当初出逃的悲壮如今已经化作一场疲惫。八年离乱，八年逃亡，他们经历了生离死别，经历了国难家仇。可以告慰自己的是，他们历尽劫难，宁死不屈，保持了中国人的民族气节。

　　琼海商人的决绝

　　作为海南第二大城市的琼海嘉积市，也同样面临日军的铁蹄。当日本军队抵达嘉积市，他们惊讶地发现，这座仅次于海口的城市，不仅见不到一家开业的店铺，一个人影，连最为繁华的新民街也已变成一座废墟。在日军到来之前，这里的商人们亲手将自己经营多年的商店烧毁，逃离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这让一路烧杀过来的日本人沮丧不已。

　　这是一张令人触目惊心的照片。由日本人永田龙之助摄于1939年6月，关于嘉积的街景，他写道：“街道漂亮，但是敌兵撤退时，放火烧了街市，也没有居民，给人深深的废墟感。”永田龙之助镜头下的嘉积，让人看了心碎。

　　“谁愿意毁了自己的家园？谁愿意背井离乡？可是日本人的铁蹄已经踏进自己的家门，岛上几千国军无力抵抗，早早就退到了深山老林。新民街商人不愿意给日军留下完整的房子，他们亲手烧了自己的商铺，毁了自己的生意，纷纷逃难去了。”嘉积老华侨林唐山对记者说。今年 85岁的林老先生，谈起当年情景，依然愤慨在胸。他说，日本入侵前，嘉积是海南第二大城市，600多栋的骑楼，各式的雕花，漂亮的女儿墙，青石铺成的街道，在新民街上显得十分典雅壮观。图片上清晰可见的“顺昌”、“益昌”等字号，都是嘉积镇上的老牌子。那时，家家有经营，户户有南洋客，商业较为发达，是海南东部重镇。到了1942年，嘉积商人早已经弃城而走，纷纷躲避到乡下或者辗转去了南洋。

　　1942年，很多琼海商人逃往南洋。琼海是著名侨乡，在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侨亲戚此时其实已经陷入危难之中：同在1942，马来亚半岛之战，日军南洋战场已经拉开，日本人的铁蹄已经跨海而去。但是，比起家乡海南，已经在南洋的亲戚经济实力相对较强，可以暂时接纳来自家乡的人。冯仁鸿说，琼海商人将自己在家乡的商铺烧了，不给自己留下退路。因为那时的他们陷入绝望，几乎难以想象3年后的1945 年，日本人会被赶走，中国迎来抗战的胜利。

　　这些断垣残壁今天看来依然叫人心灵震动！揭开历史沉重一幕，海南商人在大敌面前的勇毅、决绝、不愿当亡国奴的民族气节令人钦佩，值得永久追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