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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最先传入海南岛

发布者:      来源:南海佛教网 

  

 

 

   中国的战国时代,天下分为九个州。九州所管辖的地区,纷纷向中原统治政权,进贡自己地域内的珍贵物产。这一年,来自南方岛屿的夷人,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向中原呈献五色的织品。这种稀世珍品,引起了众人的惊叹:“太美了,这是什么?是哪里呈贡的?”


    在《尚书·禹贡》里,对此事是这样记载的:“岛夷卉服,厥篚织贝”。


一、“岛夷卉服”是哪里?


    《尚书·禹贡》是后人假托大禹治水的故事所写的记述古代地理物产的著作。“岛夷”在哪里?“卉服”又是何物?书中没有详细的表述,只说这种“织贝”由扬州所辖的岛夷所献。


    扬州,作为战国时代的九州之一,管辖的地域极为广阔,远及广东广西的海域,以及附近岛屿。胡谓在《禹贡锥指》中指出,“扬之贡,在南者”,也就是说扬州的岛夷,是在南者。而从地理上说,海南正位居扬州之南,属于扬州管辖之内。


    有人亲眼见过“岛夷卉服”,是谁呢?就是苏东坡的儿子苏过。苏东坡谪贬海南时,苏过随父亲在海南生活了几年,后来在其文章《斜川集》中写道:“居岛夷,其民卉服鼻饮”,又说“岛夷绩草木为服,如今吉贝木棉之类”。苏过用自己的生活亲历告诉我们,岛夷,就是海南,卉服,就是以吉贝木棉之类织成的花衣服。

 
    “织贝”,是印度梵语“木棉”的音译,也翻译成“吉贝”,佛经中还将“木棉”翻译为“劫贝”。 所以,织贝、吉贝、劫贝,三者通用。有文章这样定义织贝:“染其丝五色,织之成文者,曰织贝”。 黎族的吉贝布,正是以棉花纺织而成的。宋代的方勺,曾详细记载了黎族纺织吉贝的情况,其所描述的,与《禹贡》文献所说的织贝,不仅名称一样,纺织方法也很一致。


    至于“厥篚织贝”,胡谓做这样的解释:“南夷木棉之精好者谓之吉贝,海南之夷人以卉服来贡,而织贝之精者,则入篚焉”。也就是说,南方岛国的人,把用木棉做成的最好的织贝,装入框里,进贡中原。

 
二、“吉贝”来自何方?  


    我们知道了“岛夷卉服”是海南岛,那么“织贝”(或吉贝),是海南当地物产呢,还是从哪里引进的?


    翻阅中国古代文献,记载海外“吉贝”的很多。如李延寿《南史·夷貊上》:“林邑国出吉贝,吉贝者,树名也,如鹅毛”。而记载国内“吉贝”的很少,且集中在海南岛。如乐史《太平寰宇记 岭南道十三》:“琼州出煎沉,黄熟等香,苏密蜡,吉贝布”。范成大《桂海虞衡志》:“黎---衣裙皆五色吉贝”。方勺的《泊宅编》:“(黎族)妇女采(木棉)实,取其棉,----织而为布,名曰吉贝”。


    分析文献后发现一个规律,在唐宋之前,“吉贝”仅仅见于反映印度和东南亚诸国的文献中,我国文献明确记载有吉贝的,宋代之前,都在海南岛。这就说明了,唐宋之前我国大陆尚没有吉贝,但是海南岛却早在战国时代就有了,《禹贡》即是一种记载证明。


    虽然根据文献记载,海南岛有吉贝的历史长达2000年,但此物应该不是海南岛的自产,而是从印度或东南亚传入的。理由之一,棉纺起源于印度和巴基斯坦,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棉织品,仍是1929 年在巴基斯坦境内发现的距今5000多年的棉布。而印度有木棉,又掌握棉织技术,以木棉织布自然很早。理由之二,黎族至今称呼木棉树为“蛤”,木棉花为“贝”,其发音与印度语“吉贝、劫贝” 相同。理由之三,海南文化习俗与印度等东南亚文化习俗相同,如嚼槟榔、公房、干栏建筑等。 相同的习俗文化,证明了两地之间的文化交流,古已有之,历史悠久。


    据此,我们做出如下推导:吉贝(织贝)先从印度(或东南亚)传入海南岛,再由海南黎族入贡给中原,这一点被史籍记载下来,由于此物颇受欢迎,东南亚诸国陆续将织贝(吉贝)入贡中原,直到宋代,织贝(吉贝)才慢慢传入大陆南方地区。

 
三、吉贝的传播路线


    吉贝从印度(或东南亚)传入海南,再传入中国南方地区后,并没有停止传播的脚步,继续向东传播到了日本。陈寿《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描述了日本有吉贝(木棉)的情形,“以木棉招头”。又说到日本与海南的穿着和用相似,“所有无与儋耳、珠崖同”。这可以证明“吉贝”确实从中国传到了日本。


    因而,我们可以大略勾勒出吉贝的传播路线:战国之前,从印度传播到东南亚;战国时期,从印度或东南亚传播到海南岛;战国至宋代期间,从海南岛或从东南亚传播到中国南方地区;宋代之后,从中国南方地区传播到日本。


    让人惊喜的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时,早期佛像的南传系统,于汉代至两晋期间,也是沿着“中印度—东南亚---中国南方---日本”这条线路传播。佛像南传系统,与吉贝传播线路,不仅传播路线相似,时间也大体相近。


    于是,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两条传播路线,拿来互相印证,互相佐证,以弥补资料的不足。而吉贝的传播路线,对于佛教海上传播以及佛教初传的研究,开启了一条新的思路。如《南齐书·东南夷传》就记载有永平二年,扶南国进贡“吉贝”,这次进贡就是从海路登陆广州而进入中国大陆的。真正让我们振奋的疑问是:佛教的传播路线,是不是也走了“吉贝”的传播路线?


    四、动物造像的佐证


    除了吉贝传播路线的印证外,出土的胡佣和西域动物造像,也是一个重要佐证。


    古人的航海能力不可低估。我国南方与西域滨海地区的交往,海路一直是人们既安全又便捷的选择。因为陆路交通不仅比海路多出几倍的路程,更有崇山峻岭的阻隔,恶劣自然环境与毒蛇猛兽的威胁,加上政治制度民族习俗等的制约,使陆路交通艰难万险。而海路唯一的风险是台风,但台风有季节性,只要认识和掌握规律,就安全得多。


    我国东南沿海与西域滨海地区,通过海路交往的历史应该很久远,东南地区汉墓出土的西域胡佣,和汉代石刻造像,正是这一历史的忠实记录。如广州地区西汉末期和东汉墓葬中的裸体胡佣,头顶上或手上托一个钵,具有印度北部的习俗特征,显然来自印度的恒河流域。


    东南地区遗存的大量西域动物造像,显示着西域文化的输入。班固的《西都赋》,描绘了西域诸国向中原朝贡的动物:在长安西郊的苑囿里,“有九真之麟,黄支之犀”,“越巨海,至于三万里”。班固所描绘的,与东南地区遗存的汉代西域动物造像完全吻合,这说明苑囿中的动物,大多是“越巨海”而来的。又如西汉晚期,印度南部的黄支国,遣使向汉朝“献生犀牛”,这种重达2吨的巨兽,只能通过海路运输到汉地。后来在东南地区汉代画像石刻中,发现不少犀牛的形象。


    可以肯定的是,自公元前2世纪开始,西域一些大型动物,经海路输入了中原。对此,我们更关心的是,除了动物的输入外,是不是还有佛教文化的输入?而经海路传入的佛教文化,在进入中国时,第一站就是海南岛。


五、口口相传的佛教


    在佛教传入中国的研究中,学界一直只重视文献记载和直接物证,从而得出最早从陆路传入的结论。


    其实,佛教在早期传播中,并没有佛经、佛像、佛寺,仅仅依靠口口相传。那种以佛经、佛像为标志来判断佛教传播的研究方法,是不是本身就违反了佛教发展的客观规律?


    而且,史官写作的所谓“正史”,只侧重记载朝廷的军政大事,发生于民间的生活琐事,很难被记录在“史籍”“文献”之中。至于边远地区的“岛夷”之事,也许只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遣,偶然提及吧。


    佛教传播史的规律又提醒我们,佛教最初沿海路传入我国东南地区时,开始只在民间传播流行,到后来引起朝廷的注意,并对朝廷产生影响作用,那已经是几个世纪以后的事情了。


    总之,既然佛教口口相传的核心是传播“观念”,其文化载体就是“人”。所以,判断佛教初传中国的标准,应该是早期来华传播“观念”的僧人。如前所述,海路交通早于陆路交通,最早来华的僧人,一定是沿着海路进入中国的。


    而海上中国的门户,就是海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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