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高僧：谛闲法师

 

 

    1932年7月2日 ，一位毕生以住持正法，净化人间为己任的老人，于大众的念佛声中含笑坐化。祭吊上供那一天，各界前往凭吊者不下百人。10月16日 ，灵龛送至慈溪五磊山入塔，沿途百姓焚香作礼默哀，相送者达数万人之多。这位僧人就是中国佛教史上现代著名高僧谛闲法师。

 

 

    世间皈依佛门的人有许多是以无常的生死中而觉悟到有情生命的不可永续，于是，就开始探询什么是生命的根本，来体认生命的终极价值所在。在世间所有的一切中，唯有宗教能满足这种人生的想往。于是，宗教就成为可以为理想人生提供根据的根本信念。这些人执意在短暂的人生中求得永生，在不完善中求完善。所以“盖宗教之功固足救世，然其本意则为人之自救。”谛闲法师出家的原因就源于他对人生死无常的感慨。他1858年出生于浙江黄岩，俗姓米，名古虚，号卓之。父名度润，母王氏。谛闲9岁时进入乡塾。读书的成绩很优异，后来因父亲去世，家境贫寒，于是中途退学，到舅舅开的药铺学艺，19岁时，他自己在黄岩的北门开了一间药铺，替人切脉看病，遇到贫苦的患者，他就分文不取，送诊施药。可是，没有多久，他的妻子、儿子和母亲相继病故谢世。在短短的时间里，身边三个至亲的人都离他而去，经此打击，法师非常伤心，深感药物再多、再精，医术再高明，也“只能医身，不能医心；只能治病，不能治命。”这些人生的永恒的根本缺陷，没有任何人间力量可以使人免去此苦。谛闲法师遂于1877年，他20岁时到临海县白云山从成道法师出家。不久，他大哥跟踪而至，迫令他还俗。然而他出家之心早已不可追回。两年后，大哥去世，他再到白云山，随师一起研读佛教经典。24岁时，他到天台山国清寺受具足戒，留寺参禅，不分昼夜，勤于精进，功夫日增。25岁时，他又到平湖福臻寺，从敏曦法师听讲《法华经》。因为是初次听讲此经，故茫然不知所云，颇多费解。有位高僧给了他一本《法华会义》。于是他白天听讲，晚上自己看注释，一连十多天，废寝忘食，终于玄解顿开，因此被人叹为“稀有”，“法门龙象”。

 

 

    二十八岁时，他两次到上海龙华寺，听晓柔法师讲《法华》，听大海法师讲《愣严》，精益求精，务穷其奥。于是被同学邀至杭州六通寺升座讲《法华》。答难解疑，辩才无碍，听众无不叹服。1886年，他在上海龙华寺听瑞芳法师讲《禅林宝训》，并由龙华寺方丈端融和尚授记付法，传持天台教规第四十三世。

 

 

    谛闲法师结合自己在研习法经的过程所遇到问题，结合当时干戈云扰、神州鼎沸、灾难相劫，佛化不振的状况，对于一些经卷又进行疏理钩沉，进一步剖析玄微，对经义和教理阐发得非常详尽透彻。谛闲法师 32 岁时在龙华寺讲《法华》，听众多达两千人。经期圆满后，到镇江金山江天寺，连住两年，弃教参禅。以后到宁波慈溪芦山圣果寺闭关，专修天台教义。后又接受信众的要求，回到龙华寺讲《愣严》，并完成了〈愣严经序指味疏〉的著述。此后，法师应各方信众的邀请，经常在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山东、辽宁、黑龙江等地讲经说法。由于法师素有辩才，故讲处座无虚席。。

 

 

    为振兴佛法，1910年江苏南京创办全省佛教师范学校，众推谛闲法师为校长兼总监督，法师概然应聘，驰赴住所。挑选各省笃实的青年僧徒，分班讲授，解行并进，开创了中国近代僧伽教育史上的新纪元。谛闲法师对于培养僧才不遗余力。1918年，他在北京讲经完毕后，叶恭绰、蒯寿枢慷慨捐资，请开设观宗学舍，作为培养佛教师资之所。第二年，观宗学舍正式开办，法师亲任主讲，讲述了《教观纲宗》、《十不二门指要钞》等，苦心孤诣，造就了不少弘法人才，一些著名的法师如仁山、常惺、宝静等皆出于此。

 

 

    谛闲法师毕生辛勤为法，诲人不倦，他将自己对佛法的理解与参乘都通过讲经说法，使佛陀的慈悲与智慧流入人们的精神，浸润人心，使他们在纷乱的世事中不致失落自己。1915年，日本企图灭亡中国，提出骇人听闻的“二十一条”，举世震惊，其中“传教自由”一条，国内佛教徒反对尤为强烈。当局为了安抚民意，派孙毓筠在北京设讲经会，请谛闲法师讲《愣严》，法师毅然应邀北上，任大乘讲习会的主讲。中外人士赴会听讲的每日达数万。当时正值民国初年，百废待举，各处都有毁庙兴学之议，围绕地方的庙产，屡屡发生纠葛。内务总长朱启铃特为此拟定了《寺庙管理条例》，征求法师的意见后，颁发全国各地。1918年，北京发起讲经会，徐文尉居士主其事，请谛闲法师开讲《圆觉经》及《大乘止观》。徐亲自南下至观宗寺迎请，谛闲法师乘轮船北上。到达北京后，他不顾长途跋涉的劳累，白天撰写讲义，晚上登座宣讲，一连讲了三个多月，请求皈依的人不下数万。1921年，他应浙江省督军卢永祥、省长张某之请，在海潮寺讲《仁王护国般若经》。65岁时，他在上海净土庵讲《弥陀经》，于芜湖讲《法华经》， 后应南园居士的请求，开讲《大乘止观》。大师有感于“障深者莫通津粱，慧浅者罕窥其宗趣”，又写成《大乘止观述记》，在《述记》中法师广征博引，理明辞畅，将深奥的佛理演绎得颇为生动透彻，非常便于弘扬宣讲。

 

 

    法师试图将深奥的佛经依据自己的心得整理得机畅流通，方便初学的人，使其易于拾级而上。1928年，法师在71岁高龄时，不惮其烦地完成了八九万字的《观经疏钞演义》的编述。《疏钞》已历时500多年，年代久远，进世变迁，人的根器又不相同，难免影响妨碍对于佛法的领悟，于是将其删定加工修改为《观经疏钞演义》。就在这一年，他还把观宗寺的弘法社和研究社会并为一个弘法研究社。

 

 

    法师多年研习佛法，深感佛教于乱世对于众生心灵的救助是当务之急。1924年，当此之时历年水火刀兵，饥馑瘟疫，相继蔓延，民不聊生，国无宁日。法师认为若再不忏悔，祸患就将不堪设想。有感于此，特在观宗寺开讲《梁皇忏》，并撰成《梁皇忏随闻录》，意欲使礼忏者一见此书，顿生惭愧、恐惧之心，由此超凡入圣，返迷归悟。

 

 

    谛闲法师既通佛理，对事理看得也就非常透彻，不为名利所诱，洁身自好。当袁世凯冒天下之大韪，筹备恢复帝制时，设立“筹安会”，授意各界劝进。国人对此无不愤恨。而趋炎附势、上书劝进的政客文人也不乏其人。谛闲法师此时正在北京讲经，他正信在心，不为权势所屈，脚步不乱，多次表示“僧人唯知奉持佛法，不知有民主君主”，未曾以一言劝进。讲经期满，即振锡南归。

 

 

    谛闲法师护法爱教，还在于保护佛教的文物古迹，不遗余力。他曾几次兴修观宗寺，以使佛弟子有修行的住所和去处。1912年，他受聘住持宁波观宗寺，观宗寺原为延庆寺的观堂旧址。宋元丰中，四明五世孙介然法师按照《观无量寿佛经》，修观行法，在延庆寺乐北角空地建房60余间，中有室阁，四周环有十六观堂，以修观行，故名观宗。该寺几经修废，至清朝的乾隆、嘉庆年间，又重修殿堂，增建僧房，才独立门庭，别设方丈。谛闲法师在住持该寺期间，处众谦和，持身有则，不辞劳苦，将该寺的大殿、天王殿、念佛堂、禅堂、藏经阁，整 修户藉，并创设了观宗研究社。各方缁素，一时云集，蔚为壮观，观宗寺遂成为东南名刹。鉴于谛闲法师对于观宗寺的卓著功勋，我被誉为中兴观宗寺之祖。法师除修整观宗寺以外，还募资将天台山成万年寺和海门西方寺也修葺一新。

 

 

    谛闲法师一生奔走弘法，将佛陀的智慧注入众生的心田，开启众生的智慧之门，使人们在纷乱的世事中护持自己的心，使其不乱。而且为了使修学之人便于理解领悟，不厌其烦地将许多经卷借自己的研习心得重新整理，使其变得平实易懂，也使得许多参研这些经卷的人，沐浴了佛的智慧之光，又观其自性，安宁、坚毅地度过了此生。所以谛闲法师平生，立德、立功、立言兼而有之。其立德，在于止观圆融，勤苦自处，慈悯待人；其立功，兴建伽蓝，树立学社，培植后进，卫教弘法；其立言，法嗣天台，行修净土，疏经流布，昭示因果。所以，法师教通三藏，学究一乘，为台宗泰斗，不愧为佛门高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