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高僧：圆瑛大师
发布者： 来源：南海佛教网
圆瑛法师（1878－1953）：中国近代佛教领袖，1929年与太虚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佛教会，并连续数届当选主席，法师一生为团结全国佛教徒、促进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被推选为第一任会长。
圆瑛[1] 法号宏悟，别号韬光，又号一吼堂主人。福建古田县人。幼读诗书，聪颖过人。18岁在福州涌泉寺出家，从妙莲法师受具足戒。先后从当时禅宗名师冶开、寄禅修习禅定，又从通智、谛闲、祖印、慧明、道阶法师听经研教，广猎大小乘诸经论，对《楞严经》造诣尤深。
生平
圆瑛法师先后任福州雪峰祟圣禅寺、宁波七塔寺、天童寺、福州涌泉寺、林阳寺住持，扩建寺庙，订立规章。并先后在宁波、上海、杭州、扬州、南京、北京、天津、厦门、福州、潮州、长沙、武汉、台湾、香港及东南亚各国讲经弘法，并创办佛教讲习所、圆明讲堂、楞严专宗学院等，培育僧伽人才。1914年，圆瑛法师当选为中华佛教总会参议长。1928年，被选为中国佛教会会长，并连任七届，成为中国佛教界的领袖人物。
讲经说法
1934年，在上海创办圆明讲堂后，就常住讲堂讲经说法，著书立说。1942年在圆明讲堂举办了圆明楞严专宗学院、上海圆明佛学院、圆明法施会，刊印圆瑛法师所著《楞严经讲义》等20余种经书，并设莲池念佛会，培植僧才，使圆明讲堂盛极一时。 在佛学思想上，圆瑛法师以《楞严经》为核心，沟通天台、贤首、禅宗、净土四宗，博大精深，熔各宗于一炉，会禅净于一体，破除门户之见，消灭宗派争端。
国家存亡，匹夫有责
圆瑛法师不仅佛学高深，还是一位爱国主义的楷模，是位爱国爱教的高僧。他主张“国家存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写下了“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心愿，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同时致书日本佛教界，遣责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
僧侣救护队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他召开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工作，并担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召集苏、沪佛教青年，组织僧侣救护队，积极进行救护抗日伤员工作。“八·一三”沪战开始后，这支僧侣救护队，出入炮火纷飞的战场，出生入死，救护伤员，受到社会各界的赞扬。这期间，圆瑛法师把圆明讲堂开辟为难民收容所，又成立了佛教医院、掩埋队，从事救护收容工作。
支援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10月和1938年9月，圆瑛法师两次偕徒明旸到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马六甲等地，组织华侨募捐委员会，借讲经说法机会宣传救国道理，提倡“一元钱救国运动”，广大侨胞踊跃捐款，他募得巨款，支援抗日救亡运动。
救国爱教
1939年秋，圆演法师正在圆明讲堂主持法事活动，日本宪兵以抗日分子罪名逮捕了圆瑛法师和明旸法师，经20多次审讯和恫吓，法师都镇静自若，闭目打坐，表现出中国佛教徒的民族气节。出狱后，圆瑛法师仍住圆明讲堂，闭门谢客，专事著作。1943年他在北京中国佛学院的演讲中，号召佛教青年要肩挑“救国爱教”二副重担，不能闭门读书，要对国家存亡负起责任。
信仰自由政策
1949年，圆瑛法师在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弟子都劝他飞往南洋，在那里为他重建比上海圆明讲堂大十倍的讲堂，圆瑛法师回答说：“我是中国人，生在中国，死在中国，决不他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圆瑛法师拥护共产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52年出席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反对侵略，热爱和平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出兵强占中国东北三省。适值此年，圆瑛法师被选举为中国佛教会主席。他目睹流亡到关内无家可归、颠沛流离的关外同胞，耳闻日本侵略军在东北的种种暴行，深怀国土沦丧之痛，感到自己作为全国佛教会主席、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应为御侮救亡尽力，有责任唤起民众抗敌卫国。因此，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圆瑛法师便在上海圆明讲堂亲自主持了护国道场，并以全国佛教会主席的名义通告各地佛教会组织启建护国道场，并致电蒙藏院，要求制止日本强占我国土之侵略行为。在圆瑛法师的倡导下，全国各地的寺庙都启建了护国道场，一时间各寺庙香烟缭绕，听者云集。圆瑛法师从佛教的角度阐释保家护国的道理，起到了号召民众起来抗敌的重要作用。当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华北时，圆瑛法师又在上海发起启建丙子护国息灾法会，并请在苏州闭关的印光法师至上海说法，号召全国佛教徒奋起抗暴卫国，为抗日将士捐款。印光法师“每日说法2小时，万众围绕，盛极一时，圆满日皈依者千余人。”
影响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又同为崇尚佛教的国家。“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圆瑛法师即以中国佛教会主席的名义致函日本佛教界，号召日本佛教界“共奋无畏之精神，唤醒全国民众”，“制止在华军阀之暴行”。在函中，圆瑛法师指出：“我佛以慈悲平等救世为主义，贵国号称信奉佛教，对国际间应实施慈悲平等主义，而造成东亚之和平，进一步而造成世界之和平。”从佛学的角度，阐明了处理国际关系所应持的平等原则。圆瑛法师致日本佛教界的函，语重心长，富有说服力，不仅在日本佛教界产生很大反响，而且在东南亚佛教徒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7年10月以后，圆瑛法师几度携带其随侍弟子明旸法师出国，分赴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怡保、马六甲等地讲经说法，筹款救国。每到一处不仅得到当地佛教界的欢迎，而且得到广大华侨的热忱捐助，为抗日救灾，筹集了大批款项。至1939年止，总计募得10万余元，并陆续汇往上海，充当抗战经费。
组织佛教会灾区救护团
佛经说，菩萨云游四海，普渡众生于水火苦难之中。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置中国人民于巨大的战火苦难之中。对此，圆瑛法师对身边的弟子说，菩萨慈悲，“不能一任强暴欺凌迫害”，“不能坐视弱小无罪者横遭杀戮”，“岂能眼看着无数生灵在敌机疯狂滥炸下殒命”，尤其不忍听那“为了抗击日寇而负伤在沙场上断臂折足的战士哀号”。作为佛家弟子应秉承菩萨原义，行救苦救难之责。“卢沟桥事变”一爆发，圆瑛法师就主持召开了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紧急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由他亲任团长，并紧急通知京（南京）沪地区各寺庙派出200多名年青僧众，往上海玉佛寺报到，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第一京沪僧侣救护队。随后，第二汉口僧侣救护队、第三宁波僧侣救护队相继成立。身为救护团团长的圆瑛法师，要求参加救护队的每位僧侣，发扬佛教救世的“大无畏”、“大无我”、“大慈悲”的三大精神，无所畏惧，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死，“忘却身家之我见”，以大慈大悲去救苦救难。僧侣救护队深入前线，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救死扶伤，护送难民。仅京沪队第一分队，“出入江湾、闸北、大场等前线，抢救受伤战士不下万人”。本为不染血腥的清静之地的寺庙也辟为收容战地伤兵的佛教医院和接纳灾区难民的佛教收容所。1937年冬，上海沦陷。经过激战后的上海已是废墟一片，尸横遍野。阵亡的中国士兵和罹难的难民的遗骸，日军不准收埋，中国居民又无人敢冒杀头之险过问。岂能让卫国抗敌的战士曝尸郊野，让罹祸难民的尸骸遗抛沟壑？圆瑛法师以大无畏精神，发起组织掩埋队，由玉佛寺、法藏寺、清凉寺、国恩寺、关帝庙、报本堂等寺庙的僧众和香工组成，圆瑛法师亲任总队长。每天用4辆汽车，由掩埋队将尸体一具一具地抬上车，送到郊外掩埋。昼夜不停，花了3个多月时间，总计掩埋尸体一万多具。圆瑛法师率领中国佛教界在抗敌救灾方面的一系列义举，获得了国内外的高度赞扬，当时国民党军将领陈诚也不得不承认：“真正到前线上去救护的只有他们。”
坚持正义 威武不屈
圆瑛法师的正义行为，当然引起日本侵略者的忌恨。由于圆瑛法师在国内外民众中有很大的影响力，日本侵略者先是对他进行拉拢，要他出任“中日佛教会会长”，企图以此控制中国佛教界，进而控制中国民众，遭到圆瑛法师的严辞拒绝。软的不行，日本侵略者就露出狰狞面目，1939年农历九月初一，时逢上海圆明讲堂莲池念佛会成立纪念之时，正当圆瑛法师在殿堂上供礼佛，日本宪兵突然包围了圆明讲堂，以抗日的罪名逮捕了圆瑛法师等人，押往上海北四川路日本宪兵怀念部进行刑讯，企图威逼瑛法师承认并声明抗日有罪。圆瑛法师大义懔然面对侵略者的刑具，毫不屈服，高声念佛。随后，日寇又将他押往南京的日本宪兵司令部，由日本的所谓佛学专家进行刑讯。这些专家被圆瑛法师高深的佛理驳得哑口无言。理屈词穷的日寇恼羞成怒，对圆瑛法师进行百般肉体折磨，每天都折磨至深夜不止，几度使其昏厥不省人事，企图迫其就范。但圆瑛法师心系民众，深信自身的痛苦可以减免众生的痛苦。最后，日寇无计可施，又因圆瑛法师名播中外，众望所归，在日本也有很高的声誉，最后，只好将他释放。脱离虎口的圆瑛法师，仍然不改初衷，为抗敌救灾而奔走呼号。圆瑛法师是现代中国佛教界的精英，出世常怀家国忧，在中华民族危难之秋，他不因自己无守土之责而超然物外，挺身团结佛门僧众，共赴国难。他在抗战中所表现的大心懿行和无私无畏的事迹，将永载在中国现代史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