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美 武君蔚:论道安法师及“什门四杰”
发布者: 来源:菩萨在线
邓子美 武君蔚:论道安法师及“什门四杰”
僧叡是最忠实也很精通其师罗什所传的中观般若学,他对道安的性空说评价很高,认为其“性空之宗,以今验之,最得其实”。 但僧叡也指出了道安性空论之不足。然而中华传统文化极其深厚,作为生于此土、长于此土的知识精英不可能脱离中国式的实用理性影响,因此,僧叡晚年也对《法华》、《涅盘》所言之“实”大感兴趣。这说明,中华精英只要不被自捆手脚,自缚思想,完全有智慧有能力深入吸取消化外来文化精髓,哪怕是强势文化,最终也可为我所用。
道融也自幼精熟中国传统文化,感于中土急需,请罗什译出《菩萨戒本》,成为后世中国化的律宗创建的源头之一。他善讲罗什新译《中论》、《法华》,罗什称道他“佛法(在中土)之兴,(赖)融其人也”。 晚年回彭城(今徐州),所引领的僧团也有三百人之多,一依道安所创仪制规范。所著《法华》、《涅盘大品》、《金光明》、《十地》、《维摩》等经义疏,亦以中国思维方式融通诸经。
当然,尽管道安及其弟子,以及道生、僧肇等对两晋南北朝时代的佛教中国化作出了主要贡献,但无疑在还有许多佛教精英,包括印度、西域来的高僧也对此有所贡献。限于篇幅,本文不再缕述。
大体而言,虽然在这一时代,诸如汉地僧团组织的规范、初步仪式制度的建立,特别是知识精英对佛教教理的独到悟解等等成就,已开启了佛教中国化的历史性进程,但这些中国语境下的独到悟解的传播与分享机制,适应宗法社会环境的独特修行模式、传法方式等都尚未建立,借助佛陀而能凝聚中国佛教徒的独立权威中心——如后世被普遍认可的以祖师为中心、以适量的汉译经典或自创经论为中心等——也还在形成过程中,这些才是佛教中国化必须迈出的决定性一步,否则,佛教在中国就不得不仰赖印度、西域高僧或世俗政权的权威。然而无论如何,经过以道安法师为代表的中外高僧的播种耕耘,佛教在汉地沃土上已经扎根,不过其迅速成长及最重要的开花、结果,还有待隋、唐这一具有吐纳外来文化恢宏气魄的新的华夏统一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