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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子美:论东山法门的创立——佛教中国化的决定性环节

发布者:      来源:菩萨在线 

邓子美:论东山法门的创立——佛教中国化的决定性环节

 

  与中国佛教徒根据自己对佛教教义的理解与修行体验,加以创造性发挥的经(《四十二章经》、《楞严经》等)、论(《牟子理惑论》、《大乘起信论》等)受怀疑的遭遇不同,《坛经》之所以在中国佛教徒心目中确立了与印度传译来的佛经同样崇高的地位(即从此再不必把一定要译自梵文的佛经奉为真经),除了南禅形成的势力等因素之外,还特别因其高标“明心见性”这样很易被国人所理解的宗旨。当然,南宗禅的明心见性与儒家不同,其“心”的释义指当下的念念相续,真能明了此心于一切法上本来是不系住的,即为见性。这就是《坛经》讲的“无住为本”。但常人却多迷失本性,被当下各种念头所束缚,把万物的“相”当作真实,因此南禅宗旨还要求“无念为宗”、“无相为体”, 具有儒家原本贫乏的超世意义与追求。其所见之“性”更是要求焕发人本有的超越性智慧及其无限潜力。所谓“中国化”主要是这一超越性智慧的向善维度与儒家同趋而已。《坛经》的问世及其享有了同印度所传佛教经典同样的崇高地位,标志着外来宗教本土化在观念上已被确认。


    学者也多有指出儒家的入世性对佛教中国化的影响,如在《坛经》中表现为“不离世间觉”,但阐述并不充分。其实,由于在心性论与出世入世论两方面儒佛的交互影响,使双方都大有获益,极大启发与推动了此后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繁荣。在儒家方面,由于南宗禅因此对士大夫有了极大吸引力,竟使儒门为此淡泊的强烈刺激,通过周敦颐、二程到朱熹,终于把汉唐经学只重《十三经》的局面扭转,思孟学派讲心性论的《孟子》、《大学》、《中庸》被接纳入地位崇高的经典殿堂,通过他们的创造性阐述,儒家心性论的超世意义如孟子的“浩然之气”等也得到精细而充分的发掘。在佛教方面,由此强化了向善维度与有入世倾向的理念,当然更易被中国士大夫与民众接纳。


    至六祖之时,中国语境下的独到悟解的传播与分享机制,适应宗法社会环境的独特修行模式、传法方式等都已建立,借助佛陀而能凝聚中国佛教徒的独立权威中心——如后世被普遍认可的以祖师为中心、以适量的汉译经典或自创经论为中心都已成形;特别是外来宗教的本土化在观念上已确立,使佛教中国化所跨出的决定性一步获得了成功。从此,只待获得内生性的制度保障,中国化佛教便可绵绵不断地通过制度大规模地吸引人、改造人,衍生出一代又一代的继承弘扬者。此即不但“传灯”而且“分灯”。


    不但如此,有着南宗禅特色标志的一灯高擎,众人来归的模式,还改变了以往单纯的师徒相传模式中明师遇高徒往往纯属偶然,学佛者难遇“善知识”的困境,使师徒容易相遇相契,这种修行技巧与宝贵经验的不断积累与代代相传,使参修境地的不断深化成为可能,也使后人有明灯指引,避免了屡屡重复的探索,从而使禅宗有了吸引各地宗教精英的独特优势。在早期禅史中,还可见到不少像慧可所传的“那(禅师)”、“慧满”、“法冲”那样具创见或洞见的思想者、有真实且很高见地的修行者,但一生落魄,“破柴造履”,“住无再宿”, 后继乏人;而自东山法门创立之后,至少到唐宋禅宗盛期,有真见地的禅师尽管其所见随个人经历有所不同,但其见地与不同修行技巧大多皆能被发扬光大,被具载于各类《灯录》。这就是证明。相反,由于晚期宗法社会的保守性,在中国思想史上、佛教史上,虽也有创见或洞见,但“不幸失踪者”不知凡几?无数探索因此白费,无数创造性成果因此得而复失。这不仅因曲高和寡之故,也因思想传承模式或传法制度尚未建立健全。因此,通过完善丛林制度建设,沿着东山法门与六祖已开示的方向大踏步向前,使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佛门栋梁及其后备队,就成了百丈清规的历史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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