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永琪：释道安与中古时期学问僧的培养

　　法遇在江陵长沙寺维护僧团纪律的这个事例，一方面可以为我们认识释道安时期长安僧团的管理提供一个生动的例证，另一方面正如严耀中先生所指出的那样：“魏晋时僧团的维持主要靠自觉，僧团领导人也多以自身的模范来带动戒律的遵守。”

释道安在学问修养上是长安僧俗之师，在僧团的模范带领及仪轨的制定与执行方面，已经建立制度化纪律。这是区别于之前的长安僧团的最主要的两个方面。因而，明确的学术趋向或修习目标的确立、严格的僧团仪轨的制定，这是成规模僧团产生并发展的最基本的两个基础。

释道安培养起来的义学僧人，在后秦时期的鸠摩罗什译经活动中担当了重要的学术任务，这些人主要有僧契、僧肇、僧睿、僧楷、道融、道生、昙影、慧严、慧观、道恒、道标、慧睿、昙鉴、慧安、昙无成、僧导、道温、僧业、慧询、僧迁、慧斌、法钦、道流。他们中的多数有的直接同释道安学习或合作过，有的受过他的影响。

如果我们从前到后审视在长安先后译经的竺法护、竺佛念、释道安僧团，就会发现一个明显的规律，那就是在他们的僧团成员中，竺法护、竺佛念译经主要依靠的是世俗知识分子和信徒及部分西域僧人。从释道安僧团开始，世俗信徒或知识分子已经退出了佛经翻译的译场，而像僧睿这样的一些汉族学问僧开始逐渐发挥重要作用——这正说明，中古中国佛教发展过程中“义学”学问僧的出现，释道安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