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雯炯:道安于襄阳时期对佛教思想的中国化改造
发布者： 来源：菩萨在线
《高僧传•道安传》记载：“安每与弟子法遇等于弥勒前立誓愿生兜率。”《竺僧辅传》记载：“后憩荆州上明寺，单蔬自节，礼忏翘勤，誓生兜率。”《昙戒传》记载：“吾与和尚等八人同愿生兜率。”鉴于法遇等安公弟子，在秦王苻坚攻取襄阳之时已经与道安别离，则道安立誓愿生兜率净土，必在襄阳。据《乐邦文类》载《往生西方略传序》，安公着有《往生论》六卷，传亲王苻坚曾送结珠弥勒像至襄阳，亦可知襄阳时期，安公信仰弥勒甚厚。与当时民间弥勒信仰不同的是，道安对兜率净土的推崇，使佛教信仰从中国传统鬼神福报信仰中脱离出来，具有了更强的独立性。所谓兜率净土，乃未来佛弥勒所居之兜率天内院，弥勒于此日夜说法，为众人析疑决断。胡中才在《道安研究》中认为，道安在襄阳弘法立寺达到了预期目的，随着年岁增高，道安开始考虑晚年与来生，尤其是弟子僧先早逝，对道安冲击很大，因而转向“立于往生思想之上的兜率上生思想，即弥勒净土信仰。” 本文认为道安的弥勒净土思想除了往生思想外，还有另一重要内涵，即其目的指向的是“决疑”而非往生。经传弥勒佛授诀，“达摩曾入定，往兜率天，从弥勒受菩萨戒”。诚如汤用彤先生所言，“安公之愿生兜率天宫，目的亦在决疑” ，僧叡言安公“所以辍章遐慨，思决言于弥勒者，良在此也。”《高僧传》记载道安夜梦宾头卢（在世护法之阿罗汉），为之决断，首肯其注经合理。可见，安公弥勒信仰，不仅仅是出于对晚年和来世的安排，更是为了得到在世的指导和决疑；不仅指向未来，更指向现世。安公信仰之弥勒，不同于中国民间传统中判定福报的鬼神，而是一个能决疑判断，使人觉悟的觉者形象。道安的弥勒净土信仰实乃独特、独立的佛教信仰，而与中国传统民间信仰相异也。
关于弥勒信仰的仪式，《高僧传•道安传》中有非常详细的记载：“具示浴法。安请问来生所住处，彼乃以手虚拨天之西北，即见云开，备睹兜率妙胜之报，尔夕大众数十人悉皆同见。安后营浴具，见有非常小儿伴侣数十，来入寺戏，须臾就浴，果是圣应也。”402年，道安弟子慧远效仿立誓八士在阿弥陀佛像前发愿，之后，净土信仰经由慧远流传更甚。慧远所立之弥陀信仰比道安所立之弥勒信仰流传更广，影响更大。弥陀信仰指向了更加超越，更加出世的西方极乐净土，比仍属于世间的兜率内院对民间信众的吸引更大。净土思想的流传，可以说一举奠定了佛教深厚的群众基础，保证了中国佛教在中国扎根和发展的所需的民间力量。
道安在襄阳立誓往生兜率，虽不同于后世流传之弥陀净土信仰，然其所立之兜率净土信仰实乃弥陀净土信仰之先声。且较之弥陀信仰，游于内与外、出与处、现世与未来间的弥勒信仰更契合出世即世、觉行圆满的大乘精神，在佛教义理与佛教信仰之间的平衡更佳。
安公对佛教僧制的完善及寺院的建设、对于佛教经典在中国的传播、佛教义理的进一步中国化以及佛教信仰的独立化都功不可没。道安及其僧团对佛教的发展终结了中国佛教的初传时期，而开启了佛教中国化的迅猛时期。安公的历史功绩，除建立译场，大规模译经外，其余都在襄阳时期成就。值得称道的是，学术界基本认同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释道安》中的考证，认为“晋怀帝永嘉六年（312），道安生于常山扶柳县” ，则道安南下襄阳（365年）时已过知天命之岁，襄阳沦陷，被俘长安时已近古稀之龄。而恰恰是在襄阳这个阶段，道安迎来了他人生的巅峰。以半百之岁，道安与襄阳名士结交往来，广布教化；以半百之岁，道安在襄阳广建寺造像，留世古隐、观音、檀溪寺、无量寿佛等；以半百之岁，道安实现了从禅数到般若，从本无到非有非无的重大思想转向；以半百之岁，道安致力于经典之搜集，“研寻甚勤。集众经自汉光和以来，迄晋宁康二年（374），作《综理众经目录》一卷。” 编纂了中国佛教史上最早、最系统的佛经目录。安公“值残出残，遇全出全”、“必须目见经文，乃可入录”，其严谨的治学态度与博学的精神实令今人赞叹，而综本文所论，道安于此一时期开启的佛学中国化之径路，更可谓筚路蓝缕，厥功甚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