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镇:襄阳道安与佛教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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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远如此重视戒律，也象其师道安一样是在分析当时的社会原因基础上而产生的。佛教在中国发展到东晋末年，已普及江南各地，帝王公卿、文人学士奉佛者日多，仅建业一地，寺院就有数十所。特别是在孝武帝时（373—396年在位），琅琊王司马道子窃弄权柄，“媒姆尼僧，发为亲近，”“僧尼乳母，竟进亲党”；（《晋书•简文之子传》）又受贿赂，辄临官领众言：“晋祚自此倾矣”。（《晋书•孝武帝本纪》）安帝时（397—418），佛教徒秽染的情况更为严重，他们“或垦植田圃，与农夫齐流，或商旅博易，与众人竟利；或奉持医道，轻作寒暑；或机巧异端，以济生业，或占相孤虚，妄论吉凶；或诡道假权，要射时意；或聚畜委积，颐养有余；或指掌空谈，坐食百姓。斯皆德不称服，行多违法，虽暂有一善，亦何足以标高胜之美哉，是执法者之所深疾，有国者之所大患。”（《弘明集》载道恒《释驳论》）针对这种情况，慧远一方面大声疾呼沙门不敬王者，号召佛教徒脱离政治，从干预政治和政治斗争中解脱出来，保证佛教的独立弘法，要求僧人依法寻道，另一方面，他广泛地搜求戒律，完善佛教的戒本和律藏，使僧人的行为规范具有可靠的理论依据。

　　慧远不仅意识到戒律于佛门的重要，而且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严持佛教戒律，为建设清净的僧团树立了模范形象。对待弟子，注意言传身教。他常以实际行动勉励和激发弟子。据《世说新语》载“弟子中或有惰者，远公曰：‘桑榆之光，理无远照，但愿朝阳之辉，与时并明耳’。执经登座，讽诵朗畅，词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肃然增敬。”在这种严谨道风的影响下，造就了一批独当一面，学识俱佳的高足弟子，“从者百余，皆端整有风序。”道丙，“骏通经典”，为豫章太守王虔“入山谒，敬请为山中主”；昙诜，自小从慧远出家，“勤修净业”，五十年如一日，息影山林，弘法不倦。若此之徒，难以殚述。他们或长居庐山，收徒创寺，研经弘法，或学成出山，住持一方，张扬净业，为东晋南朝时期庐山佛教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对待俗士，不分贵贱穷达。据《高僧传》记载，慧远卜居庐山30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待人奉行“情无取舍”，一律平等。他不畏权势，不求利禄，惟道是从，从皇帝到百姓皆以众生平等相待，保持着崇高的僧格形象。这种精神内涵在五代禅月大师贯休笔下表现为：“白藕池边旧影堂，刘雷风骨尽龙章，共轻天子诸侯贵，惟受吾师一法长。”对待沙汰，认为诚属必要。由桓玄发动的对沙汰僧众的事件，是佛教在其历史长河中所经历的一次惊涛骇浪。虽然当时庐山不在搜简之列，慧远作为江南佛教的代表人物，曾致书桓玄，表示自己对“佛教陵迟，秽杂日久”的现象，愤慨盈怀，日夕叹惧，寝食难安。他认为桓玄沙汰僧人的作法“实应其本心”，亦属必要。但是为了佛教今后的良性发展，在沙汰僧人后，他为佛教制定了一系列节度僧尼的规定，如《法社节度序》、《外寺僧节度序》、《节度序》、《比丘尼节度序》等，时人称为“远规”。这些戒规，对于规范僧尼的行为和维护僧团的纪律，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对待自身，以死捍卫戒律。东晋义熙十二年（416），慧远示疾，耆德长老都劝他喝豉酒以治病，因有违戒律坚持不喝；后又请他喝米汤，因日已过午也不肯喝；最后大家献蜜水请他喝，慧远恐犯戒律遂命律师查寻律典可否开许，卷未半，慧远就溘然长辞了。慧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谨守律规，贯彻了高尚其迹的理性追求。慧远一生精严持戒的高尚僧格，得到僧俗两界的一致崇敬。

　　道安制定戒律的思想当然不仅仅是对慧远的影响，其意义是巨大而深远的。唐代所出现的百丈清规正是在道安制戒的思想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完善的结果，它也是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制定丛林管理的各项内容，其重要的一点是看到了僧尼劳动需要规范化，这为中国佛教今后的生存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目前来看，道安制戒的思想，为加强中国佛教的道风建设依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和价值，这也是我们需要深入挖掘和研究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