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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清祥:东晋襄阳僧团

发布者:      来源:菩萨在线 

  379年,道安被掠至长安,襄阳僧团分崩离散,他的弟子法遇在江陵又聚众四百,估计多是原道安僧团的人。因一沙门犯戒,法遇未能依制处置,道安即寄信来过问此事。从法遇诚惶诚恐的态度和十分严肃的自责仪式不难看出,远在长安的道安对江陵僧团还有绝对的控制力。


  僧团领袖的权力不是建立在僧制上,而是在中国佛教特有的师徒关系上。它是后汉以来师儒文化和师门制度在佛教中的反映。汉晋之际,私学发达,大儒高门私授门生常常是数百人、常千人之多。其规模之大、普及之广,数载为史书,多为史家所论及。根据后汉以来的户籍制度,这种门生与先生的关系是法律上依附关系,其地位相当于或略高于部曲或佃客。门生是读书的、部曲是打仗的、佃客是种地的,分工不同而已,依附性质则相同。佛门中的师徒关系,在法律和户籍制度上,当然没有依附性质。但是,在文化心理和社会习俗上,师徒之间的依附与被依附的现象还是存在的。这种由文化心理和社会习俗因素产生的依附关系,对僧团的维系作用很大,中国僧团在道安之时就以集体常住的形式而存在,尽管原因很多,但之所以能够长期维系不散,中国特有的师徒关系起了关键的作用。当然,在道安时代,师徒依附还只是一种心理上的倾向,并未制度化。僧众离开师门,重新拜师是自由的,一生多师是当时普遍的现象。如道安自己,至少就有二个师傅。


  道安出身士族,很有学问,习凿齿对评价是:“其人理怀简衷,多所博涉,内外群书,略皆遍覩,阴阳算术,亦皆能通,佛经妙义,故所游刃。作义乃似法兰、法道,恨足下不同日而见,其亦每言思得一叙。” 习凿齿是襄阳最有玄学名士风度的人,然而,道安几乎没有与他有什么清谈,《世说》唯一记载的一则就是众所周知的“四海习凿出”、“弥天释道安”的名对。道安不好清谈,而重信门。前面上过,重信门就是侧重对三世十方佛的信仰,这里包括对佛像、佛塔、舍利的礼敬,进而由崇敬佛而生忏悔心,由忏悔恶业而有劝请佛永远住世的愿望。礼敬、忏悔、劝请,是信门的三个方面。他在襄阳做了二件大事都与信门有关。一是,前面讲的三条僧制,都有礼佛、忏悔、劝请的内容,如行香法、忏悔法、自恣等等。二是,佛像的制造。《道安传》说:


  凉州刺史杨弘忠送铜万斤,拟为承露盘,安曰:“露盘已讫汰公营造,欲回此铜铸像,事可然乎?”忠欣而敬诺。于是众共抽舍,助成佛像,光相丈六,神好明着,每夕放光,彻照堂殿。像后又自行至万山,举邑皆往瞻礼,迁以还寺。安既大愿果成,谓言:“夕可死矣。”


  铸这个巨制佛像,肯定是道安多年的宿念,据道宣《广弘明集》卷15叙佛像经法瑞迹中,记载襄州檀溪寺所造的时间是宁康年间(372~375)。佛像自行离寺行到万山,此事神异,是否属实,今天已不知道了。但从全城全聚落人人都去瞻礼来看,这座金像在摄化中的确起了重大作用。百姓信佛多出信仰,起因与三宝灵验有关,目的在于求福。这是一般的特点。襄阳是秦雍流民和士族的聚集地,道安重信门以佛像信仰为方便,实为此地化俗之必须。不过,这些信众是否以忏悔恶业为工夫,那就不太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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