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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九愚 王金娜:从玄佛关系层面再评六家七宗

发布者:      来源:菩萨在线 

  即色宗以支道林为代表。《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支道林《妙观章》云:“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虽色而空。故曰即色为空,色复异空”。元康《肇论疏》云:“林法师但知色非自色,因缘而成,而不知色本是空,犹存假有也。”支道林认为“色空”是因“色不自有”,这本来是符合缘起性空的思想,诸法都是因缘而成,故诸法性空。但是支道林并没有充分注意到因缘本身亦空,所以他的般若空观似不够彻底。有时候支道林确实从不偏执一边、有无双遣的角度去把握般若空义。他说:“故有存于所存,有无于所无。存乎存者,非其存也;希乎无者,非其无也。何则?徒知无之为无,莫知所以无;知存之为存,莫知所以存。希无以忘无,故非无之所无,寄存以忘存,故非存之所存。莫若无其所以无,忘其所以存。忘其所以存,则无存于所存;遣其所以无,则忘无于所无。忘无故妙存,妙存故尽无,尽无则忘玄,忘玄故无心。然后二迹无寄,无有冥尽。”在这里,支道林反对“希无以忘无”、“寄存以忘存”这种偏执一边(希无、寄存)而去否定一边(忘无、忘存)的玄学思维,提倡“无其所以无”、“忘其所以存”,不仅要否定现象而且连现象存在的根据也要否定。只有既“忘无”(否定现象)又“忘玄”(否定本质),才能“无有冥尽”,达到非有、非无的空观。当然,支道林深受玄学的影响,以玄学化的语言去表达般若空义,在一定程度上使般若空义不够明确、显豁。吉藏《中观论疏》云:“明即色是空,故言《即色游玄论》。此犹不坏假名,而说实相。与安师本性空,故无异也。”安澄《中论疏记》认为即色宗“即言夫色之性自有色,色不自有,虽色而空,然不偏言无自性边,故知即同于不真空也。”吉藏和安澄的评价固然有拔高之嫌,大致有比较准确的一面。


    僧肇评判即色宗时说:“即色者,明色不自色,故虽色而非色也。夫言色者,但当色即色,岂待色色而后为色哉!此直语色不自色,未领色之非色也。”即色宗只看到“色不自色”,即一切物质现象皆由因缘而起,不能独自而成,但未领悟到“色”本来就“性空”(“即万物之自虚”)。事实上,即色宗所讲的“空”是“析取空”,从缘起法的角度去分析诸色由因缘和合而成,所以才说它是空。仅从“色不自色”去谈“空”,只是否定事物本身的实在性,但没有否定构成事物诸要素的实在性。即色宗偏重于“果空”,但没有充分认识到连缘起本身亦是“空”(因空)。既讲“果空”又讲“因空”,才是“自性空”的含义。


    通过对本无宗(性空宗)、心无宗和即色宗的考察,我们发现魏晋时代的般若学,一方面深受玄学之影响,但另一方面又试图摆脱玄学的影响。总体上说,心无宗偏重于“我空”,即色宗偏重于“法空”,而道安的性空宗最接近般若空观的原意,可以看作是对心无宗和即色宗的批判总结。虽然性空宗、心无宗和即色宗几乎同时产生,但寻绎其逻辑,大致是心无宗——即色宗——性空宗。它们的演变大致重复了印度般若空观思想发展的小乘空到大乘空的逻辑。以本无(性空)、心无和即色三家为代表的魏晋般若学固然受玄学影响较大,但我们不能忽视般若学本身有其发展、完善的过程。在鸠摩罗什前,中土接触的般若学主要由支谶、竺法护等译的般若经,这些般若经在理论上就处在印度般若学早、中期发展阶段,在很多方面还不够成熟和完善。 同时,由于当时译者采取格义的方式,语言上带有浓厚的老庄色彩(这不表明译者本人对般若经没有正确理解),致使中土人士对般若思想的正确理解受到了某种程度的限制。由此而言,六家七宗的出现,不仅受玄学影响,而且受当时般若经典本身的限制。由于中土般若学和玄学属于两种具有质的区别的思想文化系统,故中土般若学演变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固然要深受玄学这种本土文化之影响,但主要遵循印度般若学演变、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讲,魏晋般若学演变、发展的逻辑并不是简单地重复玄学。


    东晋“六家七宗”的出现,表明中土僧人开始独立理解般若经,由于当时玄风炽热和汉译般若经自身的问题,难免使这种理解往往偏重于般若空观的某一方面,从而出现“六家偏而不即”,没有做到完整、准确地理解般若空义。只有到大乘中观学派的论着被介绍到中土以后,才真正结束“偏而不即”的局面。大乘中观学派对般若经空观思想作了全面、准确和系统的发挥,克服了《般若经》自身的不完善之处,标志着大乘空宗思想的成熟。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看,在六家七宗时代,中土僧人对般若空观理解的不完整,没有达到中道空观的水平,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总的说来,一方面以六家七宗为代表的“佛教般若学在魏晋时期确实相当程度地被玄学化了” ,另一方面,在玄学化的同时,佛教般若学又曾试图对般若空义作出正确理解(事实上有正确理解的地方,只是未形成思想系统而已),力图摆脱玄学的依附从而使自己完全独立起来。我们可以说,以六家七宗为代表的魏晋般若学,是试图建立中国化佛教思想体系的最初尝试,尽管这种尝试还带有某些缺点,但为僧肇第一个中国化的佛教思想体系的建立作了准备。总之,“魏晋时期,大乘般若学与玄学合流,一度成为学术思潮主流的六家七宗,既是玄学影响的产物,也是佛教在玄学化的同时企图摆脱对玄学的依附而建立自己思想体系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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