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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剑锋：中土早期佛教解经实践与文化思潮之更替——以道安法师及

　　我们可以看到，中土佛学文化思潮的转向与早期佛教解经学的演变是密不可分的，从“格义”、“六家”解经法到科判讲经、“合本”解经再到得意忘言，义疏解经的方式，以道安及其门徒为代表的中国佛教的大德们根据不同的情势应用不同的解经学方法对经典作出解释，以适应修行与文化发展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早期佛学思潮的几次大的转向，并影响了整个中国思想界。事实上在我们中国古代思想界，一直保持着解释经典的历史传统，并且形成了种种不同的对经典注释的方法。中国的传统文化正是反映在历代浩繁的经籍及其注本中，并通过不断的解经而传承和发展下去。因此可以说，解释经典是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的佛教文化，解经说法更是尤为重要。解经是佛教适应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佛教从古印度传入中土后，逐步与中国固有文化相融合，逐渐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这种传承与发展，都离不开译经、讲经、注经的传承与发展，离不开译师、法师和讲师的因袭与求变。莎士比亚曾说:“每个时代对传统、历史都能发现新的意义和做出新的解释”。在解经说法中自觉随顺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要求，不断获得新理解、做出新阐释，这是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传统。不过，在解经过程中，对佛教的文化传统做出新的解释以求得发展的意图使得在认识和解释中加入价值判断变得无可避免，因此解释的客观性如何得到保证，避免任意的主观想象和发挥成为一个大家所关心的问题。

与此相关，随着西方解释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的日益深入，作为一种文本诠释的方法，它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极大重视。除了译介和阐发伽达默尔等解释学大师的理论之外，学者们把解释学和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结合起来，进而以西方解释学理论来比照中国传统的经典解释方法，尝试构建中国式的解释学逐渐成为海内外汉语学界学者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就此，召开了多次有关中国解释学的学术研讨会，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论文和专着，对于创建中国解释学的途径、方法、可能性和必要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以傅伟勋、成中英、黄俊杰和汤一介等为代表提出了“创造的诠释学”、“本体诠释学”、“经典诠释学”、“中国解释学”等构想。在此学术研讨的浪潮中，佛教解经学的研究也引起了一些反响，不少教内外学者开始关注佛教解经学的问题，试图自觉地以佛教的视野对中国解经学方法、思想和理论进行阐发和整理。事实上，佛教的讲经说法以及对经典的文本解释，经过几千年传承、锤炼和积淀，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规矩和模式，这些都是宝贵的传统，应当去继承和弘扬。如果说，佛教需要从文化传统的解释中去寻找未来发展的资源，去寻找与当代文化的契合点，那么对古代的解经方法体系结构进行研究，为建构中国佛教解经学打下基础，或能为当代解经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并使佛教在当前文化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