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目前的位置：主页 > 南海新闻 > 专家论佛 > 正文

谭世宝：略论道安法师对中国佛教与佛学的伟大贡献

　　如果把道安法师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论作为当前对佛教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经典语言，从政治体制、政治文明、民主法制、信仰自由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时代差别，不能同日而语。毫不客气的说，把“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论生搬硬套过来，有贬低当代社会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民主法制社会之嫌。因此，我在此斗胆建议，道安法师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论，不能作为今天对佛教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经典语言使用，至少也要慎用。

笔者可以补充最近的一点新看法。在道安讲话之时，固然是作为一种临时应对急变的艰难时势之言，绝对不能视为“既是对于佛教传播以来的基本总结，又是佛教赖以传播的根本原则。”就佛教的基本理论原则而言，道安作为现世的“法主”亦即现世之“佛”，其地位当然高于“国主”。所以，“法主”高于“国主”的基本观点，在南朝就表现为“沙门不敬王者”的原则之维护与坚持落实。在北朝则表现为“国主”与“法主”融合为一，佛像以皇帝为模样塑造。拜王者等于拜现在佛。这虽然是僧人向王者的强权屈服，但至少在理论上不能视为佛教单方面依附于国主。类似之例在历代皆有，例如，宋代欧阳修《归田录》卷第一载：“太祖皇帝初幸相国寺，至佛像前烧香，问当拜与不拜，僧录赞宁奏曰：‘不拜。’问其何故，对曰：‘见在佛不拜过去佛。’……上微笑而颔之，遂以为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议者以为得礼。” 对于此事宋代志盘法师所撰佛教史书判为讹传误记，而元朝沙门熙仲则当作史实记入其所编佛教史书。总而言之，在古代中国的佛教理论原则上，如果单纯是国主而不兼法主，应该是国主皈依法主。如果是国主而兼法主，也就无所谓谁皈依谁的问题了。就道安所处的两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而言，大多数情况是国主主动皈依法主，拜法主为师。从后赵的石勒、石虎对佛图澄的皈依，前秦苻坚对道安的皈依，说明当时的国主深知必须依附佛教才能兴国。而从有关僧传记载皇帝因为不听法主佛图澄之预言与道安的劝谏而导致败亡的事实，表明佛教界的传记史家是要借此证明：国主不依法主，则国事难立。这也是自魏晋至隋唐很多皇帝因此而皈依佛教，拜高僧为师的原因。

有关道安在中国佛教僧团组织建设，以及其对佛教经论的学术研究，包括佛经真伪的鉴别与佛经目录的编撰，悉昙梵文的研究与梵汉翻译的实践与理论的总结等等，其贡献都是空前而启后非常巨大的。笔者限于时间与能力，容后另文再继续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