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公伟：东山法门及其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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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山法门的农禅实际上是通过在地理条件比较好的山区建立寺院，吸纳僧人，成立禅宗僧团，并依靠寺院的僧人开荒种地，解决僧团的生活问题。这种农禅模式与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是一致的，因此，从传统上很容易被人们所接受。这样的模式具有很大的可复制性。也就是说，只要找到类似的地区，就可以建立一个僧团。这种模式为后来禅宗的大力发展提供了范本。弘忍之后，禅宗形成了南能北秀的局面，后来经过神会等人的努力，慧能的南宗禅成为主流。慧能弟子很多，青原行思和南岳怀让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青原行思（？——741）庐陵人。出家后礼慧能为师，以后离开慧能到自己的家乡的青原山静居寺传法，有很大的影响。行思的弟子中比较有影响的是石头希迁，希迁（700——790），俗姓陈，端州高要人，也就是今天的广东肇庆人。因希迁曾经在南岳的南台寺东的巨石附近结庵居住，故被人称之为石头和尚。后来希迁到青原行思处学习，因此希迁被认为是行思的弟子。南岳怀让（677——744），金州安康人，俗姓杜。怀让15岁到荆州玉泉寺出家，后来在师傅的建议下辗转到了广东拜慧能为师。通过追随慧能，怀让得到南宗禅的真谛，以后离开慧能到了南岳衡山的般若寺传法，招收弟子。怀让的弟子中有马祖道一，影响很大。道一的弟子中有百丈怀海。怀海（749——814），俗姓王，原籍山西太原。怀海早年依潮阳西山慧照落发为僧，后曾在衡山法朝寺和安徽庐江浮槎寺学习佛法。当时马祖道一在江西弘法，名声很大，怀海便到江西道一处学习。后来怀海先是在石门寺，后又迁往江西奉新县大雄山。由于此山极为险峻，号称百丈，怀海也就被人称之为百丈禅师。怀海很重要的贡献是肯定了农业劳动在禅宗修行中的绝对地位，主张“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任何一个人如果没有参与劳动，那他就没有权力获得饮食。并制定了专门的规约，后人称之为百丈禅规。禅规的基本原则是普请法。所谓普请法，就是指寺院中所有成员，都必须参加生产劳动。作为寺院的领导者方丈也不例外。这是从根本上肯定生产活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可见青原行思师徒及怀让师徒的发展模式都是与东山法门一脉相承。乃至后来的五宗七派，大都继承了这种发展模式。因此，我们可以下这样的断语，正是东山法门所树立的农禅榜样，才使得以后的禅宗有了模仿的对象，也才能使禅宗以后大行于天下。

    第二，东山法门是佛教中国化的具体体现，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佛教传入中国，一直面临着如何适应中国国情，走可持续性发展道路的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解决的并不好。虽然在当时的世界，中国是处于世界经济的前端。但是从总体上说，小农经济还是非常脆弱的。稍微大一点的天灾人祸，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佛教作为印度文化的产物，从形态上看，它是反对从事农业劳动的，是一种依附团体。从国家的整体来说，官僚系统是寄生阶层，它是社会不可或缺的。但是，佛教的加入，就使得这个阶层的人数扩大，当然会影响到社会的平衡。因此，一旦出现问题，就很容易成为国家剥夺的对象。这样一来，佛教的生存就会面临危机。历史上的几次政府灭佛，背后的动因都是经济因素。所以，佛教要长治久安，必须与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保持一致。从事一定的农业生产，就成为了一种必然的选择。在这一点上，很多的佛教人士是没有自觉的。因此，尽管隋唐时期宗派林立、高僧辈出，理论建设也是成就非凡。但是，这种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统治者个人的喜好上。因此，一个武宗灭佛就将一切打成镜花水月，所有的辉煌不再。即使后来政府改变了态度，佛教再也回不到过去那种状态了。与之相反，远离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禅宗则受到的影响比较小。两相比较，禅宗的优越性是一目了然的。可以说建立在东山法门基础上的中国佛教，从此就可以摆脱过去的依附地位，依靠自身的力量自主发展，从而进入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