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会之有宗则百家同致”慧远与庐山文化的发展

公元381年，慧远一行人来到庐山，从此隐居庐山30余年。慧远及其门徒在庐山的一系列活动，全面塑造了庐山的文化品格，在庐山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慧远与庐山儒、释、道文化的融合发展

慧远之学，儒、释、道兼擅，《高僧传》谓其“内通佛理，外善群书。”到庐山后，他更有意识地致力于儒、释、道文化的融合，他在致刘遗民的信中分析了儒道佛的异同，最终将三者关系归结为“苟会之有宗，则百家同致。”这种开放的文化态度，使儒释道诸种文化在庐山和谐共存，开创了庐山文化发展的新局面。

庐山从其得名以来就富于仙道、神逸的色彩，慧远进入庐山后对山中道教式的灵异气氛也颇感兴趣，他在《庐山记》中记载：“七岭同会于东，共成峰崿，其崖穷绝，莫有升之者。有野夫，见人着沙门服，凌虚直上，既至则回身踞鞍，良久乃与云气俱灭，此似得道者。”这样一个道教式的“凌虚直上”的仙人，却穿着“沙门服”，可见慧远是有意强调佛教与庐山原本存在的道教文化的和谐。相传慧远与陆静修等交往留下的“虎溪三笑”故事，虽然据后人考证为不实，但是慧远与来往于庐山的道士相交往则是可信的，如他结莲社时欲招信仰天师道的陶渊明入社，即是明证。庐山成为佛、道圣地，应该说与慧远有意地促进佛、道的和谐发展是分不开的。

慧远以东林寺为教化中心，在传播佛学之外，也注重儒学的传授，如雷次宗、周续之等入庐山师事慧远，并随其学习《三礼》、《诗》等儒家典籍。周续之后来在《礼记》、《毛诗》和《公羊传》上皆有造诣。雷次宗“尤明《三礼》、《毛诗》。”这种学养正源于慧远的传授。他在《与子侄书》中谈到庐山的学习氛围：“逮事释和尚，于时师友渊源，务训弘道，外慕等夷，内怀悱发。于是洗气神明，玩心坟典，勉志勤躬，夜以继日。”这里所谓的“玩心坟典”自然也包括了儒家典籍的学习。此外，又如入庐山就慧远考寻文义的宗炳也常听慧远讲《丧服经》等儒家典籍。正是慧远对儒家经学的传授，使庐山也成为儒学的重镇。慧远以开放的胸怀促进儒、释、道的交融，全面塑造了庐山的文化品格，这对庐山文化特色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慧远与庐山博雅学风的形成

两晋时期佛教可分为南北两个系统，南方以竺道潜、支道林为代表，北方则以道安、慧远为代表。南北两个佛教系统在学风上存在着明显的歧异，北方佛教保持着汉末以来博通的学风，南方佛教则注重清通简要。慧远入庐山后有意地促进南北学风的交融，使庐山形成了博雅的学风。

《高僧传》载慧远进入庐山后，慧永谓江州刺史桓伊曰：“‘远公方当弘道，今徒属已广，而来者方多。贫道所栖褊狭，不足相处，如何？’桓乃为远复于山东更立房殿，即东林是也。”东林寺建于太元十一年（386年），可见慧远入山不久其影响力已显现出来，追随者的数量也有很大的增长，《高僧传·慧持传》云：“庐山徒属，莫匪英秀，往反三千。”追随者的庞大更增加了学风建设的必要性。慧远注重培养弟子博通的学养，如《高僧传》记载僧济：“晋太元中来入庐山，从远公受学，大小诸经及世典书数，皆游炼心抱，贯其深要。”正是在慧远的影响下，北方注重博学的学风在庐山得到了继承。出于传播佛教的目的，慧远还经常派遣弟子到各地讲学，如《高僧传》载道祖“后还京师瓦官寺讲说，桓玄每往观听。’”而其他大量以“游学”方式到庐山问道者其流动性更大，他们到各地去宣传佛法也进一步扩大了庐山博综学风在当时的影响，对改变东晋中后期学风有重要的意义。

在继承博通学风的基础上，慧远也有意识地吸收、融合南方的学风。慧远少时本善《庄》、《老》，其为学风格也颇有玄学的特点，《高僧传》谓慧远“道业贞华，风才秀发。”“席上谈吐，精义简要。”可以想见慧远的学问特点。因此，在博通的学养基础上，慧远还注重培养弟子的清雅之风。《高僧传》载昙诜“清雅有风则”，这其实可以用来概括慧远及其弟子群的典型特征。“清雅”往往是学养与颖悟力相结合而成的，既有博通的学养，又富有思想敏锐的色彩，这是东晋时期一般的玄学士人所不具备的。因此在慧远影响下庐山博雅学风的建设，对提高庐山的文化品格是有重要意义的。

慧远与庐山文学的发展

慧远极富文学才华，《高僧传》谓其“善属文章，辞气清雅”，他又重视文学对于佛教的作用，而在慧远影响下庐山博雅之风的形成也促进了庐山形成浓厚的文学氛围。慧远及其追随者的文学创作，更是直接开启了庐山文学的新天地。

慧远及庐山僧众在佛教活动之外，创作了不少的文学作品。如慧远《游庐山》：“崇岩吐清气，幽岫栖神迹。希声奏群籁，响出山溜滴。有客独冥游，径然忘所适。挥手抚云门，灵关安足辟。流心叩玄扃，感至理弗违。孰是腾九霄，不奋冲天翼。妙同趣自均，一悟超三益。”

诗歌描绘清幽的山水之美，诗人在进行山水审美的同时，进入了悟理的境界，慧远用“冥游”来表现这种精神活动，也就是审美和悟理的融合。又如王乔之《奉和慧远游庐山诗》：“超游罕神遇，妙善自玄同。徹彼虚明域，暧然尘有村。众阜平廖廓，一岫独凌空。霄景凭岩落，清气与时雍。有标造神极，有客越其峰。长河濯茂楚，阴雨列秋松。危步临绝冥，灵壑映万重。风泉调远气，遥响多喈嗈。遐丽既悠然，余盼觌九江。事属天人界，常闻清吹空。”

此诗对山水景物之美作了更为充分而生动的描绘，而他称所观照的山水之美为“遐丽”，也就是认为远离人为而于“美”中蕴含了道之真，这种观念显然是以慧远的宗教思想为旨趣的。刘逸民、张野等人也都有奉和之作，说明慧远的文学创作对门下有强大的感召力。而谢灵运山水诗更是创造性地发展了慧远注重形象的描写与悟理相结合的思想观念，取得了突出的艺术成就，推进中国山水诗的成熟。

隆安四年（400年）仲春，慧远还组织了一次三十余人的庞大的游山文咏活动，现存题为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并序》，其体现出来的以山水审美悟理的思想亦与慧远相一致。可以推测，在慧远三十余年庐山生涯中，这种游山文咏活动绝不会只有这一次。此外，慧远还有纪游写景的《庐山记》，刘遗民、张野也都有《庐山记》，这些皆是庐山喜好文学之士在慧远影响形成的共同的创作兴趣。在般若台的念佛立誓和佛影台的赞佛中，慧远和其徒众都创作了不少诗文，如以念佛三昧为主题进行了集体的诗歌唱和，集为《念佛三昧诗集》，慧远、刘遗民、王乔之等人皆有诗歌流传下来。而佛影台建成时，慧远与谢灵运则有同题的《佛影铭》，这些都说明慧远与其徒众是极为重视文学创作的。（文/蔡彦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