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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伟、罗玉文:千岁宝掌和尚行化考

发布者:      来源:菩萨在线 

  在江浙一带,苏州、会稽、四明等地都有“翠峰”,故宝掌经历的翠峰不知具体指哪一处。不过鉴于宝掌此时一直在浙江游化,故此翠峰还可能位于此处,如《宝庆四明志》卷十四:“翠峰,县(奉化县)西南三十里,为安岩山华严禅院之案山。此峰髙入苍,莽冠絶诸峰,古木蓊荟,下临大池。寺之东偏有亭曰“览秀”,对之如画屏环列。” 《延祐四明志》卷七中有:“翠峰,在州西南三十里。” 宝掌之后还到了赤城、云门、法华、诸暨、渔浦、赤符、大岩等地。其中赤城当位于浙江天台:《天台山記》卷一:“自天台观东行一十五里有赤城山,山高三百丈,周回七里,即天台南门也。古今即是于国家醮祭之所。其山积石,石色赩然如朝霞,望之如雉堞,故名赤城,亦名烧山。” “赤城山,在县(天台县)北六里,一名烧山,又名消山。石皆霞色,望之如雉堞,因以为名。孙绰赋所谓赤城霞起以建标是也。山之麓有岩,极深广,晋义熈初,僧昙猷造寺,号“中岩”。齐僧慧明复就塑一佛,故又名“卧佛”。上又有岩二,曰结集,曰释籖,盖灌顶、湛然遗迹也。” 云门指的是浙江绍兴云门山,据《会稽志》卷九:“云门山,在县(会稽县)南三十里。旧经云:晋义熙二年(406年),中书令王子敬居此,有五色祥云见。诏建寺,号“云门”,今为淳化、雍熙、显圣、广福……山有谢敷宅、何公井、好泉亭、王子敬山亭、智永禅师临书阁。” 元人韩性在《修明觉寺记》中还记有云门山明觉寺中有一座宝掌师塔:“沿若耶溪而南十里许,是为云门。溪回路转,苍崖壁立,佛灯僧梵,危出山半。绕上举武数十步,俯视飞鸿,远数众皱,山门横陈,是为明觉寺……有小浮屠,是为宝掌师塔。” 可见,宝掌禅师似乎的确对这里的寺院产生过影响。


    之后宝掌又游历了法华、诸暨、渔浦、赤符、大岩等处,法华指的可能是位于绍兴的法华山,“法华山,在山阴县南二十五里,僧昙翼颂《法华经》感普贤见,因置寺,今为天衣寺。” 诸暨位于绍兴会稽山西麓,在此地,宋代文献记载了有关宝掌的名胜:“千岁岩,在诸暨县东南四十五里,一名宝掌岩,宝掌禅师所居也。” “宝掌山,在诸暨县东南四十五里,一名千岁岩,唐贞观中,宝掌禅师开岩于此,中有石室,可容百余人。” 渔浦,“在县(萧山县)西三十里,《十道志》云:渔浦,舜渔处也。” 赤符不知位于浙江何处。大岩指的可能是位于绍兴的大岩山,“大岩山,《绍兴府志》:在府城西南一百十五里,山形若冕旒,又名冕旒山。宋时宫阙在钱塘者,与山相对。” “大岩山,在县(萧山县)北九十里。” 不这几处恐怕都是当地的名胜,而非佛教兴盛之处。宝掌游历这几处后,“返飞来,栖止石窦……时贞观十五年(641年)也。后居浦江之宝严,与朗禅师友善。”飞来指的应是杭州飞来峰,石竇指的就是石穴、石洞。与宝掌交游的朗禅师就是天台八祖玄朗,因其修头陀行而隐居在浙江浦江县的左溪,故其也被称为左溪玄朗。“左溪,在浦江县东二十五里,源出白岩岭,与太阳岭水合流,亦名双溪。南流入浦阳江,又白麟溪源出金芙蓉山,亦东流入江。” 此地还留有左溪讲寺:“左溪讲寺,万历《金华府志》:在县东二十三里,旧名普安院,唐左溪大师法朗道场也,宋开宝间更新请额,曰双溪。《浦江县志》:明洪武二十四年改今额,归并各寺为丛林。” 此寺至今尚存。据《宋高僧传》所记,玄朗的修行非常勤苦,也因此感得许多神异之事,如“此后或猿玃来而捧钵,或飞鸟息以听经” ,而这也可能是宝掌与玄朗交往过程中,“白犬衔书至,青猿洗钵回”这个典故的来源。


    宝掌去世后,“有刺浮長老自雲門至塔所……浮即持(遗骨)往秦望山,建窣堵波奉藏。”刺浮指的应是位于会稽的刺浮山,其山上也有一座称为“明觉”的寺院,“明觉院,在县东三十五里刺浮山。唐开元十八年(730年)建,会昌毁废,晋天福八年(943年)复建,号“大明”。院治平二年(1065年)改今额,有千岁和尚塔,亦有碑。” “会稽刺浮山明觉寺有千岁和尚塔,又有千岁洗骨池” 。刺浮山应位于会稽县东,与位于县南的云门山应属两座不同山脉,故云门山的明觉寺与此山的明觉院也应是两座寺院。但这两座寺院却有相似之处,就是它们都有宝掌禅师塔。秦望山是会稽诸山脉中的名山:“秦望山在州(绍兴)南四十里,为众峰之杰。” 明人张元忭的《游秦望山记》中也称:“吾越岩壑之胜甲天下,鼓櫂而出游,远近数十里内,其为竒峰䆳谷怪石好泉者皆是,而群山所宗,惟秦望为最髙。” 宝掌最终改葬于秦望山,似乎也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在宝掌最终游化的绍兴、会稽等地区的山脉中,秦望山最高,而宝掌埋骨于此,其目的恐怕也是为了烘托宝掌的地位与成就。


    经过上文梳理,笔者发现,不仅宝掌和尚的传记出现在宋代,就是与宝掌有关遗迹的记载也多出现在宋元之时 。所以笔者作出这样一个推测:宝掌和尚的传说很可能是宋代才出现并形成影响的。宝掌和尚所游历的地区,几乎都是宋代佛教的重要地域,如峨眉山是宋朝政府大力扶植起来的佛教名山,湖北黄梅在宋代虽已不那么显赫,但其在禅宗史上发源地的地位是不可否定的。其之后游历的江浙地带,更是南宋后中国佛教的中心地域。这似乎也告诉我们,宝掌传说的编撰者们在有意挑选这些地方作为宝掌的游化之地。通过这种方式,凸显了宝掌神僧形象的奇异,同时也在宝掌成名后,为这些地方带来了更大的声望。宝掌和尚的故事,也是中国佛教脱去印度色彩的缩影,如果说宝掌在遇见达摩之前还是颇多诡异神秘色彩的印度梵僧的话,那么他“梁城遇导师,参禅了心地”之后,则成了彻底的中国和尚,其行止也几乎与中国禅僧无异。宋代《会稽志》中所记的宝掌和尚,甚至“居常不食,唯服铅汞而已” ,这样一个和尚哪里会是印度人,明显是中国人编造出来的印度僧人。季羡林先生在论及宋代中印文化交流时,有这样的论述:“以佛教为代表的印度思想已经为中国思想所同化,中印文化交流的关系发展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同化阶段。” 宝掌传说的出现,正是宋之后印度僧人来华数量逐渐减少的背景下,中国人所糅合出的带有两种文明特征的僧侣形象。他代表了宋及宋之后中国人心中的印度梵僧的形象,同时也代表了中国禅僧该有的风范,他是两种文化的交融体,是中国禅取代印度禅的表征,也是中国佛教彻底独立、自信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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