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青山：晚唐五代寺院经藏管理制度

　　晚唐五代时期，敦煌僧尼寺院有灵图寺、开元寺、净土寺、莲台寺、普光寺、大乘寺、金光明寺等17所寺院，[1]每寺藏有多少不等的藏经。[2]依据敦煌点经历、佛经目录、借经历等文献记载，这些寺院经藏有三个特点：

　　第一，藏内佛经丰富，特别是当地一些著名寺院藏内藏经颇丰。如龙兴寺佛经共三千一百八十卷，经帙二百八十个（P.3432）,净土寺“都计诸杂经帙一百六十帙，《大般若》六十帙”(S.2142)。

　　第二，佛经出入频繁。除寺院僧人学习念诵佛经外，敦煌地区每年都有定期的诵经活动，如在二月八日、四月八日、腊八、燃灯节等传统节日都将举行大规模的诵经活动。此外，当地官吏和民众作福田同样会延请僧人诵经，因频繁的转经和诵经活动，寺院经藏进出流动量很大。

　　第三，不断有新抄写的佛经入藏。佛经是释迦去世后，僧众学习和皈依的主要依据，寺院历来重视当寺经藏的贮藏，利用一切机会抄写藏内所缺佛经和新译佛经，如P.T.999记载，某年为普赤祖德赞一次写《无量寿经》六百一十五卷，全部藏于龙兴寺经库中[3]。此外，信众为了积累功德，也不断地将佛经施入寺院，供养流通。

　　正是以上原因，敦煌地区寺院经藏每天都会有大量佛经借出还入，事物繁忙。为佛经借阅有章可循，妥善保管藏内藏书，并使之实现快速流通和充分利用，寺院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藏内佛经管理体系。本文将在前贤研究基础之上，对敦煌寺院经藏管理制度作进一步的研究。

　　一、藏经之所

　　寺院是佛、法、僧三种要素共同构成的实体，缺一不可。而佛经是法的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是佛陀灭世后僧徒修行的重要依据，诚如白居易所言：“寺有佛像，有僧徒，而无经典，寂寥精舍，不闻法音，三宝缺一，我愿未满。”[4]中土历代寺院都十分重视佛经的收藏，于寺内建立贮经之所––经楼。到了唐代，“左钟右藏”已基本成为寺院建筑布局的定制。[5]这种布局格式在敦煌壁画中也有体现。盛唐第217窟壁画中央大殿前方左右配殿外面两侧左有钟台，西有经台；盛唐第91窟壁画前殿的前方左右与配殿之间各置一六角形砖台，台顶有六角亭，西亭悬钟，东亭贮经；中唐第361窟南壁阿弥陀经变画中的佛寺为“左钟右藏”的建筑格式。但是也有例外，如晚唐第85窟北壁药师经变画中，则是按照“左藏右经”建造的。然而，不论是按照哪种布局形式，以上种种说明,唐代寺院一般开辟专门场所贮藏佛经。

　　藏经之所除“经楼”一名外，还有其他多种称呼。

　　经堂。《金石萃编》卷一〇七《邠国公功德铭并序》：

　　邠国公即内侍梁守谦以元和（806-820）、长庆（821-824）释教大兴……谨于大兴唐寺华严院为国写古今翻译大小乘经论戒律合五千三百二十七卷……又立经堂一所，三间徘徊，安住法轮。[6]

　　经藏院。S397《五台山行记》载：

　　次有藏经院，有大藏五千六百卷，经并足。

　　藏经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载，圆仁在五台山普贤道场见到：

　　经藏阁大藏经六千余卷，总是绀碧纸、金银字、白檀玉牙之轴。[7]

　　转轮经藏。《白居易集》卷七十《苏州南禅千佛堂转轮经藏石记》：

　　千佛堂转轮经藏者……开成元年（836）春成……经函二百五十六，经卷五千五十有八。南阎浮提内大小乘经凡八万四千卷。[8]

　　此外还有经库、藏殿、法宝殿、轮藏等等，名称不一而足。[9]

　　敦煌地区也建有经楼，S.5832《年代不详某寺请便佛麦牒稿》首尾保存完好，共7行。该文书第1行至3行言：“请便佛麦壹拾驮右件物，缘龙兴经楼置来时久，属土地浸湿，基阶颓朽，若不预有修戢（葺），恐后费功力。”此件文书没有明确纪年。文中麦子以“驮”计算，“驮”是具有吐蕃特色的一种计量单位，在北咸五九（背）6件吐蕃时期的文书中同样使用了“驮”这种计量单位。此外，S.5832第3行中有“都僧统”一职，此职为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对僧团最高领袖的称呼。所以可以肯定S.5832《年代不详某寺请便佛麦牒稿》是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的文书。从该件文书可以得知，龙兴寺有经楼时来已久。陈大为先生根据P.2032V《后晋时期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和P.3763《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中有关记载，得出净土寺也有经楼。[10]

　　有藏经之所，必有相应的保护措施和工具。

　　（一）经巾

　　经巾是保护佛经的常用物之一。白化文先生认为巾经是经藏内必备之物，但其形制和用途不明。[11]有幸的是敦煌文献和出土文物有助于我们对经巾的认识。

　　1957年，苏州虎丘塔施工时，发现一石函，长约三市尺，宽约尺余，四周凸雕菩萨像，雕刻精细，函底遗有木盒的底版，盖上有金字书：“信心，造金字法华经”等字样。石函内有一木盒，残存《法华经》八卷，第一卷和另两卷由三层绢包裹。[12]猜想这就是经巾，起保护经卷的作用。此外，敦煌文献也可以提供佐证，如S.1642有《后晋天福七年（942）某寺交割常住什物点检历》：“千佛经巾一条”，[13]此经巾以千佛经命名，说明此经巾是专门包裹《千佛名经》用的。

　　如同虎丘塔出土的经巾，敦煌地区的经巾也是用昂贵的绢、绫、罗、锦等材料制成，并附有里子。S.2607《年代不详（约公元10世纪）某寺交割常住什物历》：

　　织成锦经巾壹，白?里，古（故）破锦绣经巾壹，无里。新锦绣大经巾壹，红川锦缘、红绢里，面破。古（故）青缬经巾壹，欠里壹副。[14]

　　但并非所有的经巾都用价值不菲的绫、罗做成，有的也用普通布料裁剪而成。如S.1774《后晋天福七年（924）某寺法律智定等交割常住什物点检历状》：“黄布经巾一条。”上揭S.1642：“黄布经[巾]壹条，又程阇梨入黄布经巾壹。”还有用块布补缀而成的，S.1776《后周显德五年（958）某寺法律尼戒性等交割常住点检历》：“故破幡额壹条，铜楪壹，在柜。百纳经壹。”[15]

　　至于经巾的尺寸大小，则没有定制。P.3432《龙兴寺卿赵石老脚小依旧蕃籍所附佛像供养具并经目录等数点检历》[16]：

　　故高离锦经巾壹，色绢里，四方各长壹箭半。又细画布经巾壹，长叁箭壹指，阔壹箭半，不勘受用，又经巾壹，花罗表，红卷里，长壹箭半，阔三尺伍，不勘用。

　　此件文书为吐蕃占领时期的文献，文中经巾大小不一，长短各异，有四方各长一箭半的；有长三箭、宽两箭半的，还有长一箭半、宽三尺伍的。法国学者侯锦郎估计每块经巾可以包11卷经文[17]。从P.3432文书看，他所给出的判定仅仅是个案研究，并不代表普遍性。

　　经巾一部分是寺院制作，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信众施舍的。S.3565记载弟子河西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太保曹元忠及浔阳郡夫人为当地寺院“造五色锦绣经巾壹条。”则天时，诏慧能赴京，慧能“谢病不起”，则天“遂赐摩纳袈裟一缘钵一口编珠，织成经巾绿质红晕花绵巾绢五百匹充供养云。”[18]

　　虎丘塔发现的第六卷《妙法莲花经》外一层经巾上写着：

　　武丘

　　曹二娘舍裏妙法莲华经第六卷

　　塔上

　　第二层经巾上写：

　　顾氏八娘舍

　　第三层经巾上写：

　　李氏六娘舍裏经

　　另外两卷也有类似的记述，不一一赘举。

　　（二）经函

　　经函是存放佛经的盒子，考究者，多用楠木、檀木，并镶嵌宝石、金箔，配以图案。经函使用年代较早，《洛阳伽蓝记》卷四《白马寺》就有记载。唐代白居易记载苏州南禅院千佛堂转轮藏中“经函二百五十有六，经卷五千五十有八。”[19]可见古代寺院经藏内使用经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出土的文物更加有助于直观地认识经函。1966年浙江瑞安慧光塔出土的长方形经函，内涵高11.5厘米，长33.8厘米，宽11厘米。檀木制作，雕工精美，十分华丽[20]。1978年又在该塔第三层塔心窖内发现了一件五代花鸟纹嵌螺钿黑漆经函，高12．5厘米、长35厘米，须弥座壶门内的花朵用贴金制作[21]。如上总总说明，在晚唐五代，经函已经是盛放佛经十分普遍的工具。

　　法藏P.3459V共一纸，抄写在兑废的《妙法莲花经》纸背，属于报废经卷再利用。

　　1、第六帙全，一个函子别。第九帙全，无别。第十三

　　2、帙全，三函子别。第二十二帙，全，两函子别。第二十三帙全，

　　3、六函子别，欠七十不来。第二十四帙，全，无别，并手巾。三十二帙，

　　4、全，一函别，并手巾。四十二帙，两函别，并手巾。

　　5、四十五帙，全，并手巾。四十六帙，全，并手巾，函杂。

　　6、四十七帙，全，无别，并手巾。四十八帙，全，并手巾。杂

　　7、函子。五十帙，全，并手巾一，无函。五十二帙，

　　8、并手巾，函杂，欠一卷；欠一卷，第四不来。五十三帙，全，并手巾。

　　9、五十四帙全，并手巾，杂。五十五帙，全，函杂，

　　10、并手巾。欠一，第六不来。五十七全，函杂，并手巾。五十八

　　11、帙全，无别，并手巾。五十九帙，全，两函别，并

　　12、手巾。六十帙，全，无别，无手巾。[22]

　　对于这件文书的定名，《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编撰者定名为《经帙录》,[23]虽然指出了文书的性质，但是较为笼统。黄永武博士定名为《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卷帙记录》，[24]我们应该知道，在敦煌佛教文献中，只有《大般若经》才能编排成六十帙，如S.6031、P.3060、S.2142等等，所以黄氏的定名是正确的。方广锠先生则更进一步指出了这部《大般若经》组织形态，定名为《〈大般若经〉函帙历》，[25]但是在录文过程中，方先生认将“函”字释读为“逐”字,作者以为“函”字可能更能够解释通。

　　函也是由信者供养施舍入寺的。如S.1776《后周显德五年（958）某尼寺交割常住点检历》：“员定经函壹□，破。”[26]该经函是由员定施入寺院，故称之为“员定经函。”又P.3161《年代不详某寺常住什物交割点检历》：“函大小七口，又新附函壹口，官施入。佛名经壹部，又新附函壹，智圆施入。”[27]

　　（三）经帙

　　为了保护佛经不受磨损，在卷轴装佛经外套一副包袱皮，称之为“帙”、“帙皮”、“帙子”，由竹子、锦和绫编织缝补而成。如ДХ1058《藏经帙子点检历》：

　　1．《[大方]广十轮经》竹[帙]子

　　2．《日藏》分紫绵绫帙子子壹个

　　3．《十住经》非(绯)绵油（?）帙子壹个，《度世经》非(绯)

　　4．子壹个，《本行集经》竹帙子陆个，《摩诃

　　5．绵绫帙子肆个，《大集譬喻王经》绯绵?帙子壹个

　　6．予壹个，《最胜王经》紫绵绫帙子壹个，《入

　　7．绵?帙子壹个，《维摩诘经》绯绵?帙子壹个，

　　8．独织帙子壹个，《法集经》竹帙子壹个，

　　9．轮经》竹帙子壹个，《等集众德经》无，

　　10．《[萨]遮女(尼)乾子经》绯绵?帙子壹个，《大法炬陀[尼]

　　11．《大方等大雨级》竹帙子壹个，《菩萨璎珞

　　12．子壹个，第二无帙子，《菩萨善戒

　　13．[报]恩经》绯绵?帙子壹个，《大树

　　14．[帙]子壹个，《观佛三昧海经》竹帙

　　15．伽经》绯绵?帙子壹个，《般若道

　　16．《解节经》无帙子，《五千五（后缺）[28]

　　除此之外，还有用布、草、纸、麻布等编织而成。[29]为便于查找佛经，一般用千字文排列经帙序号，并在帙皮上书写佛经名，如法国集美博物馆藏MG23082之皮上有“道/大方广佛华/严经第四帙/旧译”。编号为MG23083经袟上则有：“姜/摩诃般若第一帙。”，其中“道”和“姜”分别表示经帙号。有些则是在经袟上缝上经袟标签。敦煌研究院藏、编号为D.0816丝质经袟标签上存有明显的针脚，显然是缝于经帙上的。[30]ДХ274经袟带，尺寸高16厘米，宽2.8厘米。其上“大般若经第廿五袟”则用黄线刺绣而成。有些寺院还在经袟上表明佛经所属寺院。S.11455经袟上标“四十三袟”、“净土”等字样。S.11049墨书“五十九帙”、“净土”。

　　与经巾和经函一样，一部分经帙也是由信徒施舍入寺的。S.3565a《曹元忠布施疏》：“弟子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太保曹元忠……施红锦壹疋，新造经帙贰拾壹个，充龙兴寺经儭，楼绫机壹疋，经帙拾个，充灵图寺经儭，生绢壹疋，经帙伍拾个，充三界寺经儭。”

　　（四）经柜

　　不同的佛经有专门的佛经架，P.2613《唐咸通十四年（873）正月四日沙州某寺交割常住物等点检历》：“前都师义进，法进手下，常住……具色目如后。佛名经架子一，在经家。莲花架二。经案二。”有些则放在经柜里，并配以锁子。S.4225《庚子年（940或1000）后某寺交割常住什物典检历状》：“苻僧正又鏁壹副并钥匙具全，在般若藏，侯糟头大鏁壹副，并钥匙具全，在杂藏，又邓县令鏁壹副并钥匙具全，在花（华）严藏，鏁壹副并钥匙在藏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