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在海南(2)
发布者: 来源:南海佛教网
①劝农事耕 ②掘井惠民 ③良方医疾 ④授黎酿酒 ⑤笠屐醉归 ⑥榔庵讲学 ⑦草舍著述 ⑧离琼北返
澄迈老城: 苏东坡登临海南的第一站
绍圣四年(1097年)5月,一代文豪苏东坡接到“旨令”忽然离开已经谪居三年的广东惠州;已经62岁的苏东坡,再次被贬孤悬海外的琼州。当年6月,在家人的泪眼相送中,他拱手与长子及诸亲诀别,其情其景令人扼腕。
900余年前的这个6月,澄迈成为苏东坡登临海南的第一站,也是他3年后离开海南的最后一站。近日,本报记者从寻访苏东坡在澄迈的历史踪迹入手,带你回望苏东坡的命运轨迹以及在这一方水土所发生的故事。
据史载,东坡与儿子苏过离开了已谪居三年的广东惠州,那一天海况顺利,东坡与儿子苏过同日在澄迈县城(今老城墟)港口登岸。东坡到达澄迈之后,先赴琼州府“报到”,逗留10多天,再和儿子从澄迈老城起程,经临高,到泊潮(今儋州市光村镇)上岸。自此,澄迈成为苏东坡登临海南的第一站,也是他三年后离开海南的最后一站,澄迈的名字和苏东坡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在东坡《海外集》中的《澄迈通潮阁》二首、《移廉州由澄迈渡海元符三年六月二十日》就是大诗人苏东坡为古地澄迈留下的著名诗篇,也为后人追寻东坡的背影留下历史线索。
通潮阁、永庆寺:东坡留下千古绝唱
澄迈汉代为苟中县地,属珠崖郡。随大业时始置澄迈县,因有澄江、迈水而故名。宋时的澄迈老城,因为拥有天然良港,毗邻琼州海峡而成为古代海南通往内陆的主要出发港,而从内地渡海而来的人也多在此登陆,为古代官员、信使而建的驿所“通潮阁”在东坡到来之前已经接待过南来北往的文人骚客或者贬官罪臣。
近日,记者随着原澄迈县地方志主任孙中积先生来到老城,寻到县糖厂的所在地,他说,这就是当年的通潮阁所在地,此地离永庆寺不到四里,两处同是古澄迈的八大景点之一。
通潮阁也叫“通明”,又叫“通朝廷”,北宋乾德初年建。它位于县治(今老城墟)西门外,坐北朝南,北望琼州海峡,南依澄江,正方形砖木结构,高约8米,二层楼,占地面积36平方米,阁门正中墙上嵌有楷书“通潮飞阁”四字,阁内有螺旋形石梯,循梯可登阁。
“正因为大文豪东坡曾居于此,通潮阁变成历代文人骚客吟咏感怀之地,诗文代代频出。”对东坡驻留澄迈的历史掌故熟稔于心的孙中积满怀敬意地说。
永庆寺建于宋代,明朝知县汪贵重建,尔后县丞陆祐重修扩建。寺内原有佛殿两座和厢房数间,为琼北众生禅林圣地。当年,东坡一上岛便“歇宿澄迈通潮阁,游永庆寺”,这是长年来在澄迈流传最广的东坡行踪之一。深得佛老之深味的苏东坡,号称“东坡居士”。对待接踵而来的政治迫害自有其对付的办法,他每到一地,便寻觅禅林,到达澄迈后,东坡在儋州的好友赵梦得陪同下,即前往永庆寺一游,亦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三年之后,即宋元符三年(1100年)6月,大文豪苏东坡获赦北归时在此再度寓憩,写下《澄迈通潮阁》二首和《移廉州由澄迈渡海元符三年六月二十日》。其中的名句“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就是苏翁最后离开海南时在此留下的千古绝唱,也是东坡在海南留下的最后一首诗。
东坡未达海南前,曾宽慰其弟子由说:“他年谁做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如今,三年过去了,他对这片热土已经产生别样的情感,所有的遭逢际遇人情冷暖在顷刻间化为一种独特的人生体验;如今,渡海的船即将启航,东坡站在三年前抵达的海南第一站通潮阁,看烟波浩渺、白帆点点的大海,感叹“兹游奇绝冠平生”,这一次,东坡对海南的留恋却是发自内心的了。
《通潮飞阁碑记》今日何处觅
一般的学者看重苏东坡在黄州的生活,认为黄州时期是他文化人格转型、诗词创作的最成熟时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而说到东坡的海南生活与创作,一般只说儋州,其实,在澄迈留下的苏诗,数量虽少,却分量不轻。如果说黄州让苏东坡反观自身,重新回归于内心的澄明与空灵,那么在海南他已经完全沉淀下来,他的人生态度更加超然、淡定和达观,无论诗文的写作还是精神人格的提升也已从黄州时的苦难孤独无告逐渐转变为对苦难的审美和超越了。
而东坡人生最后的咏叹却永远跟海南岛上一个普通的驿站通潮阁密切相联。想必“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的赞叹是初上岛的苏翁为那一片海而生起的诗人情怀!
孙中积先生据史介绍,后来被贬来琼任资政学士的李光(海南五公之一),以柳体书写苏东坡咏通潮阁的三首诗,由当时的县令请人刻在两块石碑上,立于阁内。碑乃花岗岩青石琢成,各有1米宽、2米高、0.16米厚。明代弘治十七年(1504年)副使王檵奉革通潮驿,后为营兵所驻。通潮阁约在清康熙元年(1662年)之前已被毁,诗碑亦遗失,后存的《通潮飞阁碑记》石碑也不知其踪迹,在老城寻找苏东坡的历史背影,也变得更加邈远了。
《致梦得秘校》:东坡在海南留下的最后笔墨
东坡在海南留下的秩文《致梦得秘校》,原件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这是东坡在海南留下的最后笔墨,在老城匆匆写就。元符三年(1100),东坡的命运终于有了转机。他被诏徙廉州(今广西合浦),路过海南澄迈时未遇好友赵梦得,便留下此札。当时东坡遇赦,心情豁然,在即兴挥笔间,风骨毕露,笔锋劲利,结体斜向右上,后世书家评论,此为其晚年书迹之代表,如同东坡所说:“自出新意,不践古人。”全作信笔写来,浑然天成。全文为:“轼将渡海。宿澄迈。承令子见访。知从者未归。又云。恐已到桂府。若果尒。庶几得于海康相遇。不尒。则未知后会之期也。区区无他祷。惟晚景宜倍万自爱耳。忽忽留此令子处更不重封。不罪,不罪。轼顿首。梦得秘校阁下。六月十三日。”
据苏东坡研究学者、东坡《海外集》的编著者林冠群介绍,这是在《宋元名人画册。苏轼帖》里发现的信札。1100年4月(阴历),东坡获诏迁移廉州(今广西合浦),路过澄迈老城时未遇赵梦得,便留下此札。和东坡另一首《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之“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相呼应的是,此诗道出了诗人忽然得到政治上的减刑,他归心似箭却又十分眷恋海南的复杂感情:要不是皇帝把我召回,我都打算终老海南了;然而,终于可以回归中原的赦令还是让他内心狂喜,所以,站在高高的通潮阁看杳杳天低,白鹤出没,隔海远眺大陆,只见青山露出一线如头发,大陆依稀在望;东坡匆匆别过海南岛上曾给他温暖的朋友,渡海而去了,海南岛在他的身后渐行渐远,留下一个永远的绝响……
1101年7月,东坡离开海南一年之后,一路忧喜交加,却在归途中命殒常州,时年66岁。他的弟弟子由说他“如鸿风飞,流落四维”,他亲爱的兄长确如人间的一只巨鸿。他不停地飞翔,在他人生的最后三年降落海南岛,留下了他最为看重的《海外集》,通潮阁上那一片海曾被东坡的目光照拂过,那些出没的白鹤曾入他的诗,他投给海南岛最后的目光就此停留在那一片大海里……
苏东坡寓澄迈诗三首
《移廉州由澄迈渡海元符三年六月二十日》
宋 苏轼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溶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澄迈通潮阁》二首
宋 苏轼
(一)
倦客愁闻归路遥,眼明飞阁俯长桥。
贪看白鹭横秋浦,不觉青林没晚潮。
(二)
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
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
东坡携友数度畅游 重修永庆寺续千年文脉
坐落于风光秀丽的澄迈县盈滨半岛的永庆寺,始建于北宋时期,为古代“澄迈八景”之一。据史料记载,历史上曾有李纲、李光、胡铨及北宋大文豪苏东坡等众多历史名人贤士慕名游历该寺;明朝名贤曾沂曾以《永庆丛林》为题赋诗“梵宫森植有丛林,苑翳虬盘院宇深,四际不闻钟鼓响,在中只见是阴影”,成为永庆寺珍贵的遗墨。
东坡携友数度畅游重修永庆寺续千年文脉
和历史上的许多佛教寺院一样,永庆寺历经千年风霜,几经战火,多次重修,最后毁于“文革”,永庆寺似乎已经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那里曾经留下的东坡足迹、名人掌故也早已散落在历史的尘埃中。
据清康熙十一年重修的《澄迈县志》载:永庆寺位于澄迈县县治(今老城镇老城墟)东门外二里,即今老城开发区盈滨半岛入口处。该寺建于宋代,明朝知县汪贵重建,尔后县丞陆祐重修扩建,已具规模。和记者一起几次前往寻觅永庆寺故址的原澄迈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孙中积先生介绍说,寺内原有佛殿两座和厢房数间,殿内摆投如来、观世音及罗汉等佛像,为琼北众生禅林圣地。文人墨客常游于此,善男信女常临祈祷。“根据史志记载,那个时候周围树木繁茂,遮天蔽日,景色秀丽,环境清幽,是古代澄迈县著名八景之一。明朝名贤曾沂曾以《永庆丛林》为题赋诗:‘梵宫森植有丛林,苑翳虬盘院宇深;四际不闻钟鼓响,在中只见影阴阴。’由此可见永庆寺当年的禅林风貌。”孙先生指着周围景物,观今念古,语气里有些遗憾。
遥想900余年前,东坡一上琼岛便“歇宿澄迈通潮阁,游永庆寺”,这是长年来在澄迈流传最广的东坡行踪之一。深得佛老之深味的苏东坡,号称“东坡居士”。对待接踵而来的政治迫害自有其对付的办法,他借助于佛道,开辟另一种人生路径,寻求内心的和谐,也从精神上洗涤因政治灾难而注入的尘垢。因此,每到一地,东坡寻觅禅林,寻求灵魂超越就再自然不过了。
据史载,宋绍圣四年(1097年)六月,苏东坡遭贬来琼;六月下旬,东坡自琼州府赴儋路经澄迈老城时,在赵梦得(儋州人、时居澄迈)家中住宿,曾在其居所二亭上题“清斯”、“舞琴”二匾。赵梦得陪东坡游永庆寺,后赴儋。值得注意的是,在路上遇狂风暴雨,东坡在途中写下《行琼儋间》诗一首(见《苏东坡海外集》,林冠群编注),其中“幽怀忽破散,咏啸来天风”成为千古名句,也是东坡到永庆寺一游的佐证之一。此外,从老城林氏族谱的记载看,东坡也曾到永庆寺游览。可惜的是,在香火缭绕了千年之后,永庆寺在“文革”中毁于一旦。
如今,永庆寺的重修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修建者是海南永庆生态文化旅业有限公司。5月28日,当我们来到新修的永庆寺时,那仿宋的“伽蓝七殿”风格,布局和谐,庄严瑰丽;寺内气势恢宏的大雄宝殿,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殿内安坐横三世佛、海岛观音、十八罗汉等佛像二十余尊,其中三尊大佛每尊重达30余吨;大雄宝殿四周所建,各殿主尊佛像重约17~19吨。全部四十二尊玉佛均采用整块缅甸白玉精雕细琢而成,乃世所罕见,佛像莹白光润,法相殊妙,令人望而仰止。
据介绍,如今的永庆寺离故址不到两公里。难得的是,新永庆寺得时代之风气,背倚原生态的金沙滩,天蓝、沙洁、水碧,是集参禅礼佛、讲学弘法、休闲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性佛教文化苑。建设者坦言,永庆寺正式开放后将敞开胸怀、广邀佛教各路高僧大德、各等有识之士前来开坛宣讲,致力于发展成为一所集名师大家,汇各种观点的讲堂,成为一个在亚洲乃至世界极具影响力的佛学之地。
新建的永庆寺占地80亩,建筑面积9200平方米,和当年永庆寺在规模上已不可同日而语。院中种植的菩提树、大青树、槟榔、椰子、荷花、文殊花、鸡蛋花等为这所新时代的寺院平添几分清凉与禅意。步入永庆寺,回眸当年那些曾经驻足如此的墨客名流,仿佛听到千年的钟声在轻轻回荡……(记者/蔡葩 特约记者 宗祥达)#p#副标题#e#
古澄迈八景
明朝年间来到海南的琼州府官吏和文人墨客来到澄迈游玩时,对澄迈的风景欣赏赞叹之余留诗为证,其中诗文留存较多的景点,便逐渐被归入“澄迈八景”。
(一)独珠回峰
是指独珠岭,在今老城镇境内,老城墟以东七里铺处,山脉由马鞍山来,一峰耸立,形圆如珠,因此得名。古人游览留诗多首,其中明朝镇琼兵巡提学道姚履素赋诗:“危峦孤耸碧空间,五指擎来镇百蛮。矫若苍龙初出海,团如玉兔半衔山。雨余忽讶清泉涌,云破犹疑合浦还。千载投珠传盛事,会留溟客扪萝攀。”
(二)双滩赴海
即内滩和外滩,亦称内水帘和外水帘,均在老城镇境内,老城墟以西,原通潮阁门外。元朝建塔纪之,今址无稽。双滩赴海为古时天下奇绝,游人留诗多首,明朝澄迈知县曾拱璧有诗:“萦回涧水出堤陲,流自何年缘且漪。双练倚虹分有玉,合澜绕塔奏埙篪。势归海壑含千溜,景作蜃楼吐一奇。农事而今方举趾,滩头听雨长春澌。”
(三)永庆丛林
在老城镇境内,老城墟东二里,即今南泰鳄鱼湖处。古有永庆寺,周围多长树木,遮天蔽日,景色秀丽,环境清幽,是古时游览胜地。明朝澄迈名贤曾沂以《永庆丛林》为题赋诗:“梵宫森植有丛林,苑翳虬盘院宇深;四际不闻钟鼓响,在中只见影阴阴。”苏东坡曾到此游览。
(四)大胜参天
是指大胜岭(今称颜春岭),在马村镇境内,山峰耸峙。明朝邑宰(旧时县令别称)韦裘修建石亭于岭上,每年农历九月初九,各地人士云集于此,登山眺望吟诗作赋,是古时游览胜地之一。民间传说西汉时期,路侯伏波将军出征屯兵于此,曾获大胜而故名;澄迈县明朝进士唐绢有《大胜参天》诗云:“遐陬海岳萃精英,形势嵯峨接太清。四顾峰峦还揖拱,一方人物此钟生。云扬汉将千年帜,月射郎宫九日亭。胜概昭昭垂竹帛,乾坤万古共清宁。”
(五)北岸渔歌
位于今老城、马村以北海岸。沿海居民,靠海为生,出海捕鱼,逢丰收季节,满船银鳞满船歌,一派欢乐气象,吸引游人。明朝镇琼兵巡提学道姚履素有诗:“出郭江天风日和,尘粉未许到烟波。依依岸柳回轻棹,逐逐溪花上短蓑。缄素漫夸双鲤富,驾山不羡一鳌多。扁舟上得渔家乐,笑傲沧浪发浩歌。”
(六)西峰牧笛
西峰岭,在今桥头镇境内。岭上有山涧,水清泉洌。由于水草充足,是放牧的好地方,也是游览胜地。古设有群神社于此,昔人常在此祷雨。山下有西峰驿馆(荒废已久)。明朝镇琼兵巡提学道姚履素有诗云:“树石连绵曲迳开,峰头牧竖漫迟回。新苗雨过青如发,细草春深绿似苔。错认桓伊横笛至,却疑李耳跨牛来。临风信口吹成调,一任疏林返照催。”
(七)通潮飞阁
通潮阁(即通潮驿),本名通明阁,是古代官员往来和传递公文人员的住宿地点。在老城镇老城墟,原县治西门外(今老城糖厂内)。元符三年,宋朝大文豪苏东坡被诏移廉州时,路经澄迈渡海,在通潮阁作诗三首。
(八)伏波灵祠
伏波庙,宋朝初时建于县治老城东南二里,腾龙庵附近,明朝副使邝彦誉重修,后迁天池书院旧址,未久迁博见地;明代澄迈知县曾拱璧迁于西门(今老城墟西);后迁老城北(今老城糖厂附近)。明朝澄迈训导刘案曾以《伏波灵祠》为题,作诗一首:“功在嫖姚伯仲间,平生壮气可摧山。堂堂古庙澄江上,绘像今犹慑百蛮。” (孙中积)
谈及海南文化不得不提苏东坡,苏东坡因为在政治上的先执被一路狂贬到当时称为不毛之地的儋州,没想到的是苏东坡的到来掀起了汉族文化向海南传播的一个高潮,足见苏东坡带来的汉族文化对海南文化发展的影响,也少见海南文化的渊源。
在海南岛,有两处纪念苏东坡的胜进,一是五公祠,另一处位于儋州大城中和镇的东坡书院,院里有当年苏东坡与黎民讲学的载酒堂,这是一些来来人们向往的地方,苏东坡被贬的三年,在儋州所居的“载酒堂”给海南学子讲学,使得这块“蛮慌之地”开始“书声琅琅,弦声四起”不久,海南人读书求学蔚然成风,苏东坡离开海南后,为了纪念这位传播中原文化的先驱,海南人民在载酒堂的原址修建了东坡书院。
在儋州,有关于苏东坡的“东坡井”、“东坡桥”因此,在海南岛,苏东坡在海南留下的文品和人品,已成为海南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学者看重苏东坡在黄州的生活,认为黄州时期是他文化人格转型、塑造的最主要时期,余秋雨还写了洋洋洒洒的《苏东坡突围》,说 “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
如果说在黄州苏东坡反观自身,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渐渐回归于清纯和空灵,那么在海南他已经完全沉淀下来,做到真正的淡泊和静定。黄州时期精神上的孤独无告在海南转化为对苦难的审美,那在黄洲的“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的缥渺孤鸿影在海南亚热带雨林找到了归巢。
元符三年,65岁的苏东坡终于告别在海南三年的贬谪生活,他写下著名的《六月二十日夜渡海》,里面有这样的诗句:“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他把贬谪当成一次“公费旅游”,胸襟何其广阔,气度何其恢弘!
我们对苏东坡海南生活的生活一般只停留在他更为有名的《自题金山画像》的自嘲上,此诗写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公元1100年):“心如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诗中的“儋州”就是现在的海南儋州市,也即东坡先生说自己“垂老投荒”的地方。在儋州,苏轼身如不系之舟,获得空前的自由;心也不是已灰之木,海南湿润的天气使屡遭贬谪的他枯木逢春,更重要的是他的学养和人生哲学给他生命之树最充足的水分,海南明亮的阳光使他人生最后的几年结出丰硕的果实。
现在的特区海南在宋代是十分荒凉的,按苏轼的话说“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褥,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海南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他自己也嗟叹:“人非金石,其何能久?”到海南之前,苏轼觉得自己无复生还之望,极度消沉,曾说到海南后,“首当做棺,次便做墓”。但到海南后,生活的风雨并没有淋湿苏轼的心灵,他像在黄州时一样“何妨吟啸且徐行”、“ 一蓑烟雨任平生”。如果说他在黄州的心境是“也无风雨也无晴”,那么他到海南后,看到更多的是这里明净的阳光。
他用仅有的一点钱在桄榔树丛中盖座房子以安身立命,起名为“桄榔庵”,准备在这里度过垂暮之年。他把海南当作自己心灵的故乡,在《别海南黎民表》中他这样写道:我本儋州人,寄生西蜀州。他的心境如海南的胜景“天容海色本澄清”,海南的天空同他的胸襟一样少阴翳,大海的澎湃给他带来血液的潮汐,他沉静下来,如蔚蓝的大海一样澄清,不染尘滓。
苏轼的通脱在于他广袤的宇宙找到生命哲学的支撑点。在黄州,他感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而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于我皆无尽也”。在海南,他在日记中这样表达对人生困境的旷达态度: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
在黄州他饮酒,“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我多少觉得他此时的酒有浇心中块垒的意味,到海南后,他也饮酒写诗,更豁达。请看他的《绝笔三首》(之一):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醉态可掬,其幽默和通达的心态则更令人景仰。他饮酒迷失了路,“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他也品茶,“大瓢贮月归春瓮,小勺分江入夜瓶”《 汲江煎茶》。在黄州,他沐江上之清风,望山间之明月;在海南,他将月和着茶水饮下。他品茶,品味人生,然后抵达生命境界的机致。
余秋雨说: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颜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按他这种理解,苏轼的成熟期当在海南儋州。
真正的旷达不是寻求,不是求告,而是从容、淡漠和厚实,是把际遇当作阅历,把他乡当作心灵的故乡。未到海南前,他给弟弟苏辙表明自己的达观:“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
海南岛的文化教育起始于唐,兴起于宋,丰硕于明。历此三代,过去被视为蛮荒之地的海南文风日盛,硕果纷呈,竟以“滨海邹鲁”闻名于海内,这一切与流配谪臣与文人学士的相继到来,推动地方政府建立与中原一致的教育制度有着直接的关联。唐代贬官王义芳到海南后即着手预选生徒,开班讲学,传授礼乐,这是海南正规教育的开始。等到宋代苏东坡的到来,更使海南教化日兴,求学者日众。就在东坡离琼返回大陆的第三年,他曾指导并寄予厚望的姜唐佐在广州会试中举,成为海南有史以来第一个举人。又过七年,符确成为海南第一个进士。以此为发端,两宋时期,海南共有12人中进士,13人中举人。海南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域和地理单元,其文化教育上升到一个让中央政府再也无法忽视的位置。
这一切成就的取得与苏东坡的至琼不完全是时间上的巧合,但也不可能单靠苏东坡在儋州短短三年的传道授徒所能达到。然而,苏东坡巨大文化辐射力和人格的感染力无疑对海南文教的昌盛,人才的勃兴起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除了苏轼之外,陆续被贬来琼的韦执谊、李德裕、李纲、赵鼎、李光和胡铨等人对传播中原文化均起了作用,给海南岛留下了久远而深沉的文化积淀。但是他们的贡献难以与苏东坡相比。因为苏东坡不仅是一位在当朝与后世都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家,更是一位旷世奇才。“苏东坡是一位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诗人、一个小丑。但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林语堂在苏东坡的传记中给了他18个头衔还加上一串省略号。
可以想象,900年前的海南条件是何等恶劣,生活是何等艰苦,当地人尤感难耐,更何况一个从中原长途跋涉来的60岁老人苏东坡。然而,东坡没有为这样艰苦的环境所屈服,他那不屈不挠的精神和达观的人生哲学,他以他乡作故乡的旷达,他对普通百姓的关心,他对写作的爱好,他对学术的执着,他的桄榔庵、载酒堂,他的劝农诗,他为民间发现的草药“东坡黑豆”,他带着乡邻挖的“东坡井”,甚至他带着一起离琼的 “乌嘴”——一条普通的海南看家犬,无不体现他的才思,哲学和人文情怀。
苏东坡是海南文化的重要启蒙者之一,他一方面有力地推动了海南文化向大陆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他又成为海南文化的“偶像”。海南人通过这个“偶像”来吸收和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久远的中华文明。海南人不仅通过苏东坡找到文明的根,也找到了文化的自觉性和自信心。这些评价应该是符合历史事实,并不为过的。
对于今人来说,古人苏东坡的文化辐射力来源于他的才情,他的真诚,他真正的人文情怀。在他北归过润州时,有人问他:“海南风土人情如何?”他回答:“风土极善、人情不恶”。
谈及海南的文化,不得不提苏东坡。苏东坡因为在政治上的失势被一路狂贬到当时称为不毛之地的儋州。没想到的是苏东坡的到来掀起了汉族文化向海南传播的一个高潮。如今在儋州东坡书院的一副对联对此有很贴切的说明——“公来三载居儋,辟开海外文明,从此秋鸿留有爪。我拜千年遗像,仿佛翰林富贵,何曾春梦了无痕?”。“辟开海外文明”足见坡翁带来的汉族文化对海南文化发展的影响,也可见海南文化发展的渊源。
初到儋州,苏东坡深陷在“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中秋谁与共孤光,把酒凄然北望”的感伤和“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的绝望之中。但是经过与海南黎族三年的交往,苏东坡在精神上却完全换了一个境界。“我本儋耳民”鲜活的体现了苏东坡在精神上由起初的困惑最终上升到了超越自我的境界。也反映了海南本地文化并没有排斥苏东坡及其带来的汉族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海南本地文化的包容性成全了坡翁的升华。如果没来海南,苏东坡没准永远也不会达到超越自我的境界!
毕竟风景只能一眼而过,而文化却能影响人一生!
苏东坡在六十二岁时,被贬到海南儋州。九百多年前的海南岛可是九死一生的蛮荒之地,大多数被贬的官员在那时都是抱着“有去无回”的念头去的。不过苏东坡生性达观,把这次生死未卜的贬谪当作一次公费旅游!那么,苏老先生的这次海外旅行到底“玩”得怎么样呢?在海南岛上没有生活来源、没有容身之所、再加上语言不通情况下的苏东坡是怎样度过三年时光的呢?苏东坡明明生在四川、长在四川,为什么却会在几首作品中反复提到自己是海南人呢!
近千年前,苏东坡流放蛮荒,在海南岛上以何为食?这个问题,正史及其他典籍都不可能给出完整的答案,倒是东坡流寓海南时的诗文中常见饶有趣味的记述。
东坡初到海南,第一个印象是很难吃到他所喜好的猪肉。他在诗中写道:“五日一见花猪肉,十日一见黄鸡粥。土人顿顿食薯芋,荐以熏鼠烧蝙蝠……”这“花猪肉”看来还不一定是当地人饲养的家猪而是黎人猎取的小野猪,小野猪的毛皮上有斑纹,故称“花猪肉”倒也是名副其实。当时东坡父子的居处附近就是山林,常有黎人夜间围猎,苏过写的《夜猎行》诗叙云:“余寓城南,户外即山林,夜闻猎声,旦有馈肉者。”野猎馈肉的机会不常有,“五日一见”不过是诗化的语言,所以顿顿食薯芋是常事。薯芋吃多了,苏过还花样翻新,弄出一味“玉糁羹”,以山芋为主料,令东坡赞不绝口:“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将南海金齑脍,轻比东坡玉糁羹。”这山芋即薯蓣,今人亦称山药、淮山、山莳,是当时土人的主食,此外也吃芋头,故东坡又有诗称“芋魁尚可饱,无肉亦奚伤?”芋魁即大个的芋头,将肉粒掺入芋头作羹,汉代即有此习,因海南至难得肉,所以东坡自慰:有芋头吃饱就不错了,没有肉也无所谓。至今薯蓣已大多移作药用,而芋头在海南仍见于食谱。有人以为东坡的时代海南不吃芋头,这是一种误解。
海南饮食的艰难,使东坡见识了吃老鼠,吃蛤蟆,烧蝙蝠等“野食”的习惯,还有将刚出生的还未长毛的幼鼠饲以蜂蜜,然后钉在桌子上,用筷子夹着生吃,吃时鼠崽唧唧有声,这道菜就叫“蜜唧”。
饮食艰难的又一表现是粮食匮乏,“食菜不敢留,得米如得珠”,东坡父子常有绝粮之叹。“海南多荒田,俗以贸香为业。所产秔稌(即水稻),不足于食,乃以薯芋杂米作粥以取饱。”这是东坡在《劝农》一诗中的叙语。因为当地产粮不足,常仰给于大陆,故东坡又有诗:“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明日东家当祭灶,只鸡斗酒定膰吾。”半个月都没有饱饭吃,想着邻家过节了会送点吃的过来,东坡喜不自胜。由于粮食不能自给,北船不到,忧不去心,东坡甚至想到了“炼丹食气”的方外之法。他的《学龟息法》一文就提到了“食气辟谷”之说,像深井龟蛇一样,“每旦辄引吭东望,吸初日光咽之”。东坡当然也知道此法的虚妄,不过是“元符二年,儋耳米贵,吾方有绝粮之忧,欲与过子共行此法,故书以授之。”聊以自慰而已。为图一饱,东坡将自己带到海南的一些珍玩都变卖了,只剩下一只荷叶杯,因工制精巧才舍不得出手。
然而,东坡也有他豪兴浪漫的时候。在儋耳沿海以打渔为生的疍家人有时也会送给东坡海鲜之类的食物,有一次给他送来了鲜蚝。为此,东坡写了《食蚝》一文:“己卯冬至前二日,海蛮献蚝。剖之,得数升。肉与浆入与酒并煮,食之甚美,未始有也。又取其大者,炙熟,正尔啖嚼……每戒过子慎勿说,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食蚝之美,令东坡至味难忘,还高兴地幽他一默:不要将此消息传出去,不然中原为官者都求贬谪海南,争来分享我们的美味了!难得东坡在饮食艰难中有此豪兴,所幸今日的海南已是“绿色食品”的重要领地,若东坡仍在,当欢歌鼓舞,更见万丈豪情!
己卯上元,余在儋耳,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揉,屠酤纷然,归舍已三鼓矣。舍中掩关熟寝,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为得失?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不知钓者,未必得大鱼也。
译文:
己卯年(古人用天干地支纪年)元宵节,我当时在儋耳(海南一地名),有几个老书生来来拜访,说:「这么好的月夜,先生能不能出去游玩一趟?」我欣然答应了。走出城西门,进入和尚寺庙,走过小巷,汉人、少数民族混杂,屠夫、卖酒的很多,回到住处已经三更天了。同宿的人关门熟睡,已经都打鼾声了。我放下拐杖大笑,谁有所得谁有所失?问我为什么笑;自己笑自己,但是也笑韩退之(韩愈)钓鱼钓不上来,打算离开。其实不知道凡是钓鱼的人,未必都能钓的上来大鱼。
儋耳山①
突兀隘空虚②,他山总不如。
君看道傍石,尽是补天余③。
注:①儋耳山:海南儋州的主山,此诗为作者被贬儋州时所作。②隘空虚:使天空都显得狭小了。③补天:出自《列子•汤问》,当年女娲曾炼五色石补天。
苏轼的一生始终在政治浪潮中沉浮不定。他既充任过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这样的高官,直接参与朝政;又“曾作八州督”——任过密州、徐州、湖州、登州、杭州、颖川、扬州、定州知州,长期直接参与地方管理工作。在党争中曾三次被贬:1079—1084被贬黄州,1094—1097被贬惠州,1097—1100被贬儋州。面对着政治抱负和才华难以施展、又多次地遭遇迫害的处境,苏轼深感不平。这首诗是他在游览海南儋耳山时所作,全诗表达了他怀才不遇和理想能以施展的愤懑、痛苦和烦恼,但也不乏旷达乐观的感情。
苏轼的诗歌有着鲜明的个性,他在师法前人的基础上提倡“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强调诗歌要有含蓄之美,要言有尽而意无穷,要能达到“发纤夫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书黄子思诗集后》)的深远境界,“笔力曲折,无不尽意”。《儋耳山》忠实地践行着他的创作主张:借物抒情,以暗喻曲尽其意。前两句写儋耳山卓而不凡,高峻突兀,直插云霄,是别处的山赶不上的。表面写山,实质也写了自己。联系作者的才学,这里不是暗表了他与众不同的才能吗?后两句又写道傍石,很自然地让人想到女娲曾炼五色石补天的神话故事。而作者此时心生身世之叹,“尽是补天余”传达出他有补天之才而被弃置的愤懑和烦恼:自己不就是一块多余的石头呢?但“君看道傍石”,如此之多,作者转念一想,当时补天还留下很多的石头呢,关键自己是一块怎样的石头?即使被弃置,只要真的是一块补天石也就够了。由此,我们又看到作者另一种过人的性格:以旷达乐观的态度对待政治上的打击和生活中的挫折。
全诗借山和石传情,借山和石喻己,语言含蓄,感情丰富,让人回味无穷。
海南澄迈是古代琼州与雷州的渡海口岸和驿站。宋代文豪苏东坡流放来海南就是乘着孤帆一叶飘过烟波浩淼的琼州海峡,直抵老城通潮阁驿站的。三年后遇赦北归他又从通潮阁乘船离去,并诗兴大发留下了名作《澄迈驿通潮阁》: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
初到儋州,苏东坡感到“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居琼三年,东坡积极传播中原文化,在儋州设堂讲学。琼籍学子纷纷上门拜其为师。使蛮荒之地的儋州“书声琅琅、弦声四起”。东坡辛勤的劳动不久也结出硕果,在其北归后第3年海南出了第一个举人姜唐佐。不久又出了第一个进士符确。相传他们均曾是苏东坡的学生。宋代海南共出举人13人,进士12人,自此以后,海南在科举中连破天荒,一时成为美谈。在海南的文化发展史上,苏东坡的贡献巨大。现在五公祠内的苏公祠中有一对联曰:“此地能开眼界,何人可配眉山。”这是海南人民对苏东坡最大的尊敬和评价。#p#副标题#e#
元符三年(1100年)l月,哲宗崩,徽宗立。5月下令大赦,苏东坡从儋州被迁调至廉州。6月19日他从儋州起程,24日渡海。坎坷的道路毕竟走尽了,垂暮之年始得北归,东坡兴奋之余,写了一首《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诗: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章。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胜平生。
苏东坡在落难的时候,才在岸边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这样完美的诗句。受到皇帝赏识时,他的书法漂亮、工整、华丽,甚至得意。但是他落难时写的书法,笨拙,歪歪倒倒无所谓,却变成中国书法的极品。
此时苦味出来了,他开始知道生命的苦味,并不是你年轻时得意忘形的样子,而是在这么卑屈、所有的朋友都不敢见你的时候,在江边写出最美的诗句。
他原来是朝廷大员,但因为政治,朋友都避得远远的。当时他的朋友马梦得,不怕政治上受连累,帮苏轼夫妇申请了一块荒芜的旧营地使用,苏轼开始号为东坡。
苏东坡开始在那里种田、写诗,他忽然觉得我何必一定要在政治里争这些东西?为什么不在生命里建立一段光明磊落的情感?
所以他那时候写出了最好的诗。他有米可吃了,还跟他太太说,帮我酿点酒喝好不好?他还是要喝酒!
苏轼变成苏东坡后,他觉得丑都可以是美。他开始欣赏不同的东西,他那时候跑到黄州的夜市喝点酒,碰到一身刺青的壮汉,那个人就把他打倒在地上说:“什么东西,你敢碰我!”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苏东坡,然而倒在地上的苏东坡忽然就笑起来,回家写了封信给马梦得说:“自喜渐不为人知。”这是了不起的生命过程,他过去为什么这么容易就得意忘形?他是才子,全天下都要认识他,然而他常常不给人好脸色,可是落难之后,他的生命开始有另外一种包容,有另外一种境界。
所以我觉得,酸、甜、苦、辣、咸百味杂陈之后,最后出来的味觉是淡。所有的味道都尝过了,你才知道淡的精彩,你才知道一碗白米饭、一块豆腐好像没有味道,可是这个味道是生命中最深的味道。
我觉得苏东坡应该感谢的是:他不断地流放,每一次的流放就更好一点。因为整个生命被现实的目的性绑住了,所以被流放的时候,才可以回到自我,才能写出那么美的句子。
他可以感受到:历史上那些争名夺利,最后都变成一场虚空。可以“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是因为他回到了自我。
我相信,美是一个自我的循环。美到最后不管你是富贵,还是贫穷,唯有自我,才有美可言。如果这个自我是为别人而活着,感觉就不会美好。
所以这个淡是你经历酸、甜、苦、辣、咸以后,才知道的可贵。苏东坡写过一首很有名的诗是:“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回头看自己走过的一生,心态平和安详宁静,也就无所谓了。
对于现代人来讲,提及海南,往往会激起碧水蓝天、蕉风椰韵的浪漫想象。恰是这样一座天堂般的岛屿,千百年前却是中国最边远、最荒漠的流放地狱。它“孤悬海外”的特殊地理位置,加上风涛瘴疠、毒蛇猛兽遍野的恶劣自然环境,历来就有 “夷岛绝域”之称。在明朝以前,历代帝王都喜欢将这里当作惩处逆臣、放逐政敌的流放之地。特别是唐宋两代,被流放到这里的官员就有四五十人之多,其中包括唐朝名相李德裕、宋代名臣李纲、赵鼎、李光、胡铨以及大名鼎鼎的苏东坡。
要讨论地域文化,我们就无法回避名人,特别是那些重量级的历史文化名人。因为传统社会的文明教化和影响,往往依靠他们来承载和彰扬。一方水土的文化气质,也往往与他们紧密相联。从这个角度讲,海南无疑是幸运的,一片蛮荒的“海外”孤岛,竟可以与那么多的重量级名人相关联。
可对于这些名人来讲,被贬此地则是人生最大的不幸。要知道,当初这片土地还是一块未被文明洗礼教化的蛮荒之地,若被流放此地,不是死在艰难跋涉的路途中,就是因水土不服而命赴黄泉,对此,唐朝的李德裕写下“一去一万里,千去千不还;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的绝望诗句,而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宋朝名臣胡铨也发出了“崎岖万里天涯路,野草荒烟正断魂”的悲凉感叹。
然而,牢骚再盛,也无法让历史超越,将命运重写。被赶到天涯海角的他们,也许只有随遇而安,重新调整心态,才可能在这片“恶劣”的土地上生存下去,造化深的,还可能激扬出生命的另一种风采。这方面,苏东坡是个绝好的榜样。
当初,这位性情太过天真,太过乐观,也太过直率的苏轼老先生,在其晚年虽被一贬再贬,可依然会苦中作乐,被贬到惠州的时候,能痛快地吃几颗荔枝,就觉得不枉做一回岭南人了。年老体衰的他,在炎热的环境中小睡片刻,便满足地写出:“白发萧萧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的舒服诗句。据《艇斋诗话》记载,这首诗传至京师,他的老对手章惇(宰相)很不舒服,觉得都这样了他还能寻得快活,那就再贬,一直贬至天涯海角的儋州,让他“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泉”,看他如何快活?
面对这般刻薄的排挤打压,面对那样恶劣的自然环境,苏东坡刚开始也真是无法快活起来,曾有过一时的伤感和绝望,忧叹“何时得出此岛耶?”好在是,他是一个“善自宽”的人,很快又乐观起来。
人生的大苦难往往会激发出大智慧。他像庄子一样逍遥冥想,觉悟出茫茫宇宙,整个中国也不过一个小岛而已,这样想来,谁又不在孤岛上呢?于是他很快释然,并自嘲说自己就像一只困在水洼里的蚂蚁一样可笑。那么,即来之,则安之,如果不能改变,那就坦然爱上这片土地吧,索性做个“我本儋耳人”好了。于是,他欣然写道:“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而对于生活的困苦,他也毫不在乎,还将其当作人生最好的历炼和精神财富,正如他在诗中所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而对于君王的刻薄寡恩,他也轻松调侃道:“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这是他安慰当时同样被贬,处于人生困境的弟弟所写的诗句。兄弟俩虽同样遭贬,一个在琼州,一个在雷州,至少还可以隔海相望,也算是皇恩浩荡呀。苏东坡的旷达和幽默,巧妙释解了人生的尴尬,也是对政敌最潇洒的反击。他依然自在和快乐,而那些处心积虑的“得志小人”却再次陷入难言的恼怒和无穷的尴尬之中。
恼羞成怒的他们能做的,也就是对苏东坡再刻薄些罢了。他们撤掉对苏东坡抱有同情心的儋州太守,并命苏东坡“不得签书公事”,断了他“致君尧舜”的梦想。可那又能怎样?他们太低估苏东坡的抗压能力了。正如林语堂先生夸他一般:“无可救药的乐天派”,公事做不得,那就“聊从造物游”吧。
食无肉又如何?当年在京城吃着大鱼大肉是乐,现在海南“饮食百物艰难”,做不得“炖杂肉”,烹不得“东坡羹”,那天天吃芋头煮苍耳,或变着法熏鼠烧蝙蝠,也别有一番滋味,这般“纯天然绿色食品”,一般人还享受不到呢。何况,他还会亲酿美酒为自己加油助兴,调剂生活。想想看,一个仅在流放黄州、惠州期间,就能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开发出20多道菜肴的“美食”大师,又有什么能阻止他享受生活的激情呢?所以很快他就兴致勃勃地利用海南本地物产,研制出一种“天造之药”的好酒,并亲自取名为“真一酒”。虽然终是因为营养不良而变得瘦骨嶙峋,如“苦行僧”一般,可他还是和弟弟开玩笑,说这般仙风道骨,倒是可以“还乡定可骑黄鹤”了。
病无药又如何?他自有一套《三适》的“自然”疗法。或如《旦起理发》,每天“安眠”到“日出”,然后起来梳头,正是:“老栉从我久,齿疏含清风。一洗耳目明,习习万窍通。”再如《午窗坐睡》,在蒲团上盘脚打坐,靠着竹几午休小憩,也别有一番风味,正是:“蒲团盘两膝,竹几阁两肘。此间道路熟,径到无何有。”还如《夜卧濯脚》,虽然海南米贵得离谱,可柴水不缺,睡觉前可以舒舒服服地“泡脚”,正是:“土无重講(脚肿)药,独以薪水瘳。谁能更包裹,冠履装沐猴!”以上种种,都是官场大人们享受不到、也没有福气享受的乐趣,所以他才得意地讲:谁能书此乐,献与腰金公(腰悬金印的人)?”
居无室又如何?官屋住不得,那就自己筑屋好了。找一块景色宜人之地,搭建一处漂亮的茅屋。正是:“朝阳入北林,竹树散疏影。短篱寻丈间,寄我无穷境。” 因为屋子四周有很多高大挺拔的桄榔树,他索性把新居叫做桄榔庵,还写了《桄榔庵铭》以明志。一座普通的草屋,因为居住着一位不普通的诗人,从而呈现出不一般的诗情画意。在诗人的眼,陋室别有一番情趣:“临池作虚堂,雨急瓦声新。客来有美载,果熟多幽欣。丹荔破玉肤,黄柑溢芳津。”多清新的诗句,多漂亮的意境!住惯了高楼华宇的苏东坡,因为意境的升华,因为心情的旷达,没有一点不适应,反而对自己的新居格外满意,喜欢得不得了,甚至有了“生谓之宅,死谓之墟”的冲动想法。
苏东坡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有一颗仁慈博爱的心。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而海南百姓的可爱之处,在于他们的率真和热情。如果说苏东坡是一尾漂亮的金鱼,那海南人民就是一汪清澈的碧潭,脱离污浊环境的苏东坡,终于找到快乐的心灵归宿,于是,鱼水相交,其乐融融。
作为一个曾居高位的汉族士大夫,他没有架子,心无芥蒂,对于这片土地的人民,无论“生黎”或是“熟黎”,无论头领或是草民,都一视同仁,毫无偏见。他曾为早他几百年而生的黎族传奇人物冼太夫人作过铭志,并给予她“古烈妇”的高度评价。在那个时代,他难得有一种平等的观念。他从没有将高山莽林间的少数民族同胞视作未开化的草寇、野民或蛮夷,而是平等待之,对于他们的民族文化、生存权力和生活方式,也都给予足够的尊重和肯定。他的真诚自然赢得了这片土地百姓的喜欢和尊重,将他视作“自己人”,帮他搭房,送他肉食,共叙桑麻乐事。
当初,他一身儒服打扮,“招摇”街头,惹来一个黎山樵夫的善意笑声。虽然语言不通,但樵夫也看得出,他是一个身居草莽的贵人,缘于对他的好感,慷慨地送了一匹吉贝(木棉)布,好让他抵御寒冷的海风。他和周围的邻居关系也非常融洽,左邻右舍常送饭食给他。便是田间七十岁的老婆婆,也常开他的玩笑,笑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而苏轼也不恼,还调皮地称她为“春梦婆”。 还有一次,他去拜访少数民族朋友黎子云,回来的途中遇上下雨。于是他就从附近农家借来斗笠和木屐。也许一位经常穿儒服的“国家干部”,突然穿上寻常百姓的衣服,形象显得有些奇怪和突兀。所以一路上,不断招来妇人和小儿的善意笑声,便是农家的看门狗,也跑出来“争吠”凑热闹。这时的苏东坡既不尴也不尬,倒是幽默感被激发出来,便故意问道:“笑所怪也?吠所怪也?”在一路欢快的笑声中,苏东坡潇洒离去。千年之后,这般出尘的神仙风度,想象起来依然是如此鲜活,那般生动。
黎族父老的热情和慷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苏东坡的困苦和寂寞。对此,他在诗中感叹道:“久安儋耳陋,日与雕题亲”。诗句中的雕题,意即绣面,这里指有纹面习惯的黎族同胞。他干脆连儒服也不穿了,换上木棉布织成的黎装;也不说什么文绉绉的官话了,而是“鴂舌倘可学,化为黎母民”,试着学说黎语;心情好时,还会顶着用椰子壳自制的凉帽,“行田野间,口歌哨遍”。不难想象,他口里哼的小调,也必是当地的“黎语野音”了。他彻底地融入这片土地,和老百姓打成一片。每逢“麦穗满坡”的季节,他便和当地“熟黎”、“野老”一起携手并肩,载歌载舞,狂欢“至昏达旦”,且把“他乡当故乡”了。
对豪爽的苏东坡而言,这火辣辣、大咧咧的土风情趣,大概也颇合他的心意。铜鼓伴着节奏欢快地敲着,壶芦笙随着韵律愉快地合着,周边一群发簪茉莉花、耳吊大耳环、手戴黑亮的玳瑁鈪子的黎族姑娘,一边嚼着槟榔,一边跳舞对歌;须臾,这厢醉了槟榔的姑娘们,脸上泛起“ 红潮”,那边春心茂盛的黎族小伙,吹响撩拨人心的口哨……这样趣闹逗乐的场面,激起苏东坡的盎然诗兴,胸中顿时涌出“暗麝着人簪茉莉,红潮登颊醉槟榔”的漂亮诗句来。
身居海南的苏东坡,已是年逾花甲,依然洒脱不羁。皇帝容不得他,权贵容不得他,便是六七百年后的大儒王夫之,也批评他迷于“酒肉”,耽于“佚游”。可是,海南的百姓对他很是宽容,任他“无行”、由他“放荡”。那一日,他又去当地好友黎子云的家饮酒,回来时步履踉跄,“但觉一杯之重”,这时,三四个黎家的孩子突然从背后窜出,口里衔着葱叶,摇头晃脑地对他吹奏邀舞。于是,老顽童般的苏东坡趁着酒意,伴着“呜嘟噜嘟”的葱叶哨声,踏着黎族祭祀舞蹈的节奏,与孩子们一起随风而舞。事后,他还饶有兴趣的写道:“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
除却嬉乐,当然也有许多正经的事情要做。像他这样一个深刻而不安分的人,更是如此。做些什么呢?他是大诗人,他是大才子,又曾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政府官员,那么,“以诗书礼乐之教转化其风俗,变化其人心”,自然是释放才情、造福一方的最好办法。
当年,在好朋友的帮助下,他在桄榔林里盖了几间茅屋居住,命名为桄榔庵,后又根据《汉书•扬雄传》中“载酒问字”的典故,为房屋取名“载酒堂”。这座酒堂就是后世有名的东坡书院,也是他当年“讲学明道”的人生大讲堂。
正是在这简陋的茅屋里,苏东坡谈笑风生,开馆授徒,为这座海岛撒下了文明的种子,使得当地“家习儒风,青衿之士,日以增盛”。也正是在他的影响和努力下,中原文化得以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最有说服力的对比,就是在东坡贬琼之前,海南仅出过一位进士,而在东坡离琼后,海南人文鼎盛,人才辈出,至明代共出了进士74名、举人317名,清代亦出了进士31名、举人178名。后人对此颇有感慨,说是“东坡不幸海南幸”,并叹然评议道:“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p#副标题#e#
在开化教民的过程中,苏东坡是快乐的。他在《迁居之夕闻邻居儿诵书欣然而作》里愉快地写道:“引书与相和,置酒仍独酌。可以侑我醉,琅然如玉琴。”而琼州学子对这位伟大的人物也是崇敬有加,纷纷拜其门下。
海南的诸多学子中,苏东坡有几位颇为满意的学生。譬如“贫而好学”的儋州人黎子云兄弟,再如“词义兼美”的琼州人姜唐佐等。当年,他非常欣赏姜唐佐这位海南的“佳士”,曾在他的扇子上题了两句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并鼓励他说:“异日登科,当为子成此篇。”姜唐佐没有让他的老师失望,就在苏东坡北归后不久,他就举乡贡,成为海南中举的第一人。可苏东坡让自己的学生失望了,他没有等到这一天,便匆匆去了另一个世界。后来,还是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为他续完了这首诗,最后两句幽幽叹道:“锦衣不日人争看,始信东坡眼力长。”
更令人感叹的是,海南第一位登进士的人符确,也曾是苏东坡的学生。在苏东坡的细心调教下,这位“沉静好学”的后生仔,终变得“博通经史,才识超群”,后在苏东坡北归的第八年即大观二年(1108年),赴省城参加乡试中举,翠年,即赴京殿试及第,成了海南历史上第一位进士。值得一提的是,苏东坡的这位得意门生,晚年引退归里,效法他的老师,兴办教育,并拿出自己的俸银当作“奖学金”,同时还修建了一个“兴贤坊”,以鼓励乡人子弟读书求学。
也正是从苏东坡开始,这片土地的“儒雅之风”渐渐兴起,至明清之际,洗尽“蛮荒”的琼州府城,已经开始骄傲自己“一里出三贤,五里三进士”的人文气象。而这都是缘于受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后世诸多海南名人,也多是以他为榜样,热心于助教兴学。据《琼州府志》和《琼山县志》记载,自宋迄清,除了府城东南的琼州学宫、琼山县学宫外,一条美舍河,自上至下,沿河便办有石湖书院、琼台书院、苏泉书院、崇文书院、桐墩书院、雁峰书院、东坡书院等10多所著名学府。后世如丘浚、海瑞、薛远、许子伟、郑廷鹄、唐绢、唐胄等一大批海南俊杰,也都得益于这些“学院”的教化,即而融入大中华的文明体系之中。
如今,在儋州的东坡院,悬挂有这样一副楹联:“灵秀毓峨眉,综观历代缙绅,韩富以来如公有几;文明开儋耳,遥想三年笠屐,符黎而后名士滋多。” 如果苏东坡在天之灵有知,对此必然很是欣慰。
千年往事,慨然一叹。幸运的海南,因为善待了一位苏学士,而多了几份自豪和坦然。地域的文脉,也因此鲜明地烙上苏东坡的名人印记,供后人骄傲和观瞻。
海南的苏东坡终于成就了一个苏东坡的海南。
<<来世便嫁苏东坡>>
佛说,人是有来生的,修得今生的善事,来生便能如愿以偿,我也宁愿相信人生真有一个轮回,在生命的另一片天地中,我祈盼能心随愿迁,能活得山水生色,日月增辉,再嫁一个我又敬又爱时刻与他生死相依的男人,捧着他的诗文,背着他的笔墨,随着他塞北江南山东河西,踏遍山山水水,走进岁岁年年;在他的风月里,感受着他的真爱,在他的辛劳中,体味着他的洒脱,在他的报国之志里,沸腾热血,在他的闺阁之情里,幸福一生。
都说女人是为情而生的,可我觉得女人的爱情首先是建立在敬佩上,因而,女人也最容易被文字所打动,然而,古往今来,三千年的沧海桑田里,真正用文字打动我心弦的惟有宋代的苏东坡一人而已。捧读着苏东坡的诗文集,我总是不由地感慨:这才是一个值得我用一生之光阴倾心相守的男子汉!也许真有来生呢,那么,我要认真地,虔诚地,刻苦地……修炼今生,也许上帝受了感动,会可怜我的一片苦心,让我转世投胎为一个才貌双全的美人,满足我那千年等一回的愿望——嫁给苏东坡。虽然他曾经有过三任妻子(姬妾尚不算在内),虽然他的妻子的寿命都不长,然而,我仍然愿意把生命浓缩成一束烛光,辉映在他心上。
纵览古今,如东坡般真性情者实乃凤毛麟角,这一点,从他对待妻子的情谊上可见一斑。第一任妻子王弗与苏东坡生活了十一年后病逝,东坡在她埋骨的山头亲手栽下了三万株松苗。三万株啊,要种多长时间?点点滴滴的泥水中,包含了多少情和爱!他是把自己那一缕相思化成了三万株万古常青的松树,经寒历暑,沐雨栉风,岁岁年年,生生世世,守候在爱妻身旁。又是十年后,苏东坡为王弗写下了那首令所有读懂了的人摧心扼腕、痛断肝肠的《江城子•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生时十年相伴,死后十年相思,王弗何幸,得如此优秀的男人“不思量,自难忘”,“年年肠断”!作为女人,得其中一个十年就已足矣,二十年乃至一生的魂牵梦绕,王弗地下有灵,也该笑得如鲜花般灿烂吧。何况此时的东坡已于六年前娶了小苏轼十一岁的王弗的堂妹王闰之了。苏东坡并没有因有了新欢就忘了旧情。
再说王闰之。作为进士之女,嫁一个年轻貌美前途无量的书生应该不成问题;作为王弗的堂妹,她是应该了解甚至见过苏东坡这个姐夫的,据说当年王弗嫁给苏东坡时,很令她羡慕了一番。王闰之能以十一岁的年龄差距去做填房,除了崇拜和敬佩,大概就是感动于东坡对妻子的深情厚谊了。不幸的是,二十五年后,王闰之又病逝了。这个陪着他宦海浮沉在黄州惠州儋州的穷达多变中绝无怨尤的贤惠妻子、视前妻之子如己出的贤德母亲的去世,使东坡的情感再受重创。苏东坡曾与王闰之誓言生则同室,死则同穴,王闰之死后百日,苏轼请他的朋友、大画家李公麟画了十张罗汉像,在请和尚给她诵经超度前往来生乐土时,将此十张足以传世的佛像献给了妻子的亡魂,并终于在十一年后由苏辙将停放在京西一座寺庙里的灵柩与苏东坡埋在了一起,苏辙是了解这个哥哥的,帮他实现了生则同室,死则同穴的誓言。
除了这两个妻子外,还有一个由侍妾扶正的王朝云。这个十二岁进门的丫头,几十年来侍奉在苏轼左右,在他最得意时,也在他最倒霉时。特别是在坡翁最后的流放海南的岁月里,在那些侍妾“树倒猢狲散”的时候,朝云的生死相依,更应该源于刻骨铭心的敬爱,东坡这个比朝云大二十六岁的“白须消散”的“病翁”,能打动朝云的除了才气,应该就是深情了。朝云没有看错,三个妻子中,苏东坡给朝云写的诗词最多,坡翁称之为“天女维摩”(类似于后来我们说的天使),以知己看待。大概是上天也嫉妒东坡如此得女人的垂青吧,三十三岁的朝云在扶正了十一年后又病逝,苏轼将她埋在惠州城西的丰湖边上,俯瞰二人一起开辟的放生池,一湖净水,有如朝云的一片丹心,竟然令东坡不忍重游。朝云死后,苏东坡就一直鳏居,再未婚娶。他给朝云的楹联是: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在苏东坡此后的日子里,有多少孤灯夜雨,就有多少“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的百结愁肠。朝云就这样款款地走在暮年东坡的深情里,直到永远……
每一想到苏东坡对这三个女人的情和爱,我眼里心上总是有些潮湿,思绪软软地蔓延开来,弥漫成一片旷古的遐思,遐思中我还想到了苏辙。
苏东坡的真性情还彰显于对弟弟苏辙的兄弟之情上。千百年来家喻户晓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前面的小序上,写明了是“怀子由”的。那无眠的思念,那“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殷殷关切之祷告,无不流溢着手足深情,在苏东坡因“乌台诗案”入狱后,一个阴错阳差的误会使苏东坡误以为皇帝要杀他,在心惊胆战中他首先想到的是弟弟,给苏辙留下了两首诀别诗,愿与子由“世世为兄弟”;自海南返乡途中,老东坡病重,念念不忘的是:归来之后始终不见子由。兄弟情深,以至于此,有兄如此,夫复何求?
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地重情重义的男人,这样一个兄长和丈夫,普天之下,能有几人?怎不令无情的“豪杰”仰倒,怎不令游戏情感的男人汗颜!应该说柳永和杜牧都是很有女人缘的,可到头来,不也是“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既是青楼,又是薄幸,更没见史书有过他们对妻子耿耿相思的记载。所以,千年的搜寻中,我要嫁给苏东坡,嫁给一个有情有义的兄长,嫁给一个全心全意爱妻子的男人,沉浸在他呵护的柔情里,虚枕在他温暖的胸膛上,把全世界浓缩成一个爱人。
苏东坡的率真也流露出他的正直。在新旧两党各自为了自己的利益拼杀得如火如荼时,苏东坡没有为了一己之私随风而摇摆,王安石的新法中有推行榷盐——食盐官卖的法规,盐价高得令老百姓吃不起:“岂是闻《韶》不知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基于对芸芸众生的关爱,东坡不完全赞成这个新法;当司马光要全部废除新法时,他又坚持说新法中有利于国富民强的部分,应有所保留,官场中挣扎了大半辈子的东坡,始终没有学会左右逢源,八面玲珑,并且一有不快意的事,便“如蝇在食,吐之方快”,此等坦荡胸怀,水晶人生,才可以说是真正读过圣贤书的文人,才可谓书生本色。难怪他入狱后,无论政见上相容还是相悖者,都多方营救(这其中包括王安石和司马光),不是人格魅力,何能如此?一个征服了同性的男人,才是男人中的帝王,嫁给这样的男人,你就是王后,走到哪里,你都可以把骄傲写在脸上,把胸脯挺得高高,把腰枝扭得乱颤,把脚步走得铿锵;走到哪里,你都可以笑得日月灿烂,山河添色。这样的男人,谁不想嫁呢?嫁给他,我不会像王弗,在他因诗获罪时,和着眼泪痛烧他的诗稿,我会做朝云,为他收拾行囊,伴他一路风风雨雨地远行。
从才子的角度上看,李白无疑是大才子。但李白有点冷血。遍寻李白的文字,很少有涉及情谊的,更不要说男女情爱。李白是不屑于谈情说爱的。李白与杜甫曾有二十多天的同游蒙山,两人曾“醉眠秋共被,携手月同行”,这令杜甫铭刻于心,时时思念,直接寄赠、思念李白的诗,就有十首,《梦李白》《天末怀李白》等诗,写满了梦中的长相忆,而李白似乎只是在分别时留下了两首后,再也没有了后来。李白最爱的是他的酒,其次是他的游山玩水,再其次是他的牢骚。东坡也爱酒,还爱喝醉,醉了便与朋友在“杯盘狼藉”后大睡到不知东方既白,真是如一张白云般洁净的心,他从不怕什么酒后失态,更不介意别人是否嘲笑,喝得酣畅,醉得坦然;他醉后也赋词:“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觳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赋完后便倒头大睡。有人持此词以告太守:“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不是顺江脱逃了吗?害得有监视他行止职责的黄州太守慌忙寻找,坡翁却在床上鼾声如雷。一个如此悠然于心、忘怀于外的坡翁是以把杯为乐的,他是崇尚“诗酒趁年华”的。他“把酒问青天”,他“酒酣胸胆尚开张”,他“一樽还酹江月”,即使没有酒,“空杯亦常持”,他极少有“举杯消愁愁更愁”的愤懑,有的是“得之心寓之酒”的乐趣和对人生的透彻体悟。可以说,喝酒的态度最能看出一个人的本性,狡猾的人总是推脱,推脱不了就耍赖——不是偷着倒掉,就是以水代酒;奸诈的人常常后发制人,看别人喝醉而幸灾乐祸。我倒不是说每饮辄醉的人就是好人,但很本色地喝酒的人,必然是坦诚率真的可爱之人。苏东坡把他自己平摊在天宇之下,扒开自己的胸膛晾晒他如婴儿般的赤胆忠心,千百年来,令人不忍伸手去捧。如此坦诚率真的人,总是可爱和可信任的,朋友信任,妻子更信任。一个与妻子“长相知,不相疑”的丈夫,古往今来,都是女人追求的终极目标。都说女人是为爱活着的,这话我深信不疑,我可以没有华冠丽服,没有香车别墅,但不能没有让我敬佩让我欣赏让我深信的人来释放我满腔的柔情,不能没有我的爱!
我想嫁给苏东坡的缘由当然还包括他的潇洒和旷达。东坡是我知道的唯一一个“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人。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得意与失意,他都不愁眉苦脸,他总能从困苦中找到乐趣。在被贬黄州、没有官奉、只好开荒于团练营以糊口时,他还自称“东坡居士”,大有“审容膝之易安”的乐趣。一次途中遇雨,“同行皆狼狈”,独东坡仗藜徐步,引以为乐:“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一蓑烟雨任平生”,如此的宠辱不惊,去留无意,谁能做到?“也无风雨也无晴”,如此的举重若轻,大无大有,哪个能行?我知道,屈原做不到,李白也做不到。屈原耿耿于“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仿佛自己是泰山极顶上最高的一棵松树,整个一个孤标傲世,终于成为一个“风必摧之”的林中秀木也就不值得奇怪了。李白只会在“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这样走投无路的时刻“拔剑四顾心茫然”;在奉诏入京,授待诏翰林时“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几乎是得意忘形;临了被“发银放还”,还假惺惺地说什么“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侍奉的倒不是权贵,是皇上,是皇妃!苏东坡不是,在几度浮沉的宦海中,他顶多感慨“人生如梦”,便去“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去了,连个牢骚也没有。即使在病中,也是一片笑容:“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消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有病是不能喝酒的,他倒喝了个脸红,看,这不是个恶作剧后捂嘴窃笑的老顽童嘛!“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真好像海德格尔是看见苏东坡的人生,才触发的诗情。
苏东坡的性情真是太能诱惑女人了,能诱惑女人的还有他的才气。散文上可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比肩;诗歌上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为豪放派鼻祖,千百年来堪与伯仲的只有辛弃疾;书法是“苏、黄、米、蔡”的“宋四家”之一;绘画以墨竹开南画派文人画之先河;能监修工程——苏堤;能烹饪出“东坡肉”、“东坡汤”等一系列食品;能采药配药、给百姓治病……我甚至找不出作为那个时代的人的东坡,还有什么是不能的。可以说在其中任何领域能做出这般成就的,就堪称大才子,苏东坡却钟天地灵秀于一身,揽人间才华于掌股,我遍览古今中外(也许我不够博闻)也未再得一人如此。他是上帝塑造在人间的一个绝版!
苏东坡从宋代丰神秀逸地走来,衣袂飘飘,屐痕蜿蜒。他长须白面,细眼含笑地走在无数敬佩他、欣赏他、爱慕他的才女的香闺里、心窝中。佛说,修五百年方能同舟,修一千年才能共枕。从坡翁乘风归去的公元一一零一年算起,已有九百多年,当我也乘风归去并转世投生时,应该有一千年了吧,他在他的千年里倏忽而过,我在我的千年里苦苦修行,虽然我不知道在这千年的轮回中,有多少人曾经如我一样地期盼过,但我仍愿意倾尽我的全部虔诚来祈祷:来生让我嫁给苏东坡,嫁给这个上帝唯一的骄傲。
宋绍圣四年(1097年),朝廷以苏轼在惠州写诗托意讥讽朝政为名,再次加重对苏轼的迫害,将其贬至当时生活条件最为艰苦的荒蛮瘴火之地、“生理半人禽”的海南岛儋耳(今儋州)。
东坡老人那年已经62岁,行前他做好了死别的准备,“浮瘴海以南迁,生无还期。”“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贻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当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
等待着东坡老人的,果然是“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艰苦生活,最让老人难受的是无书可看。但没过多久,海南岛的山光水色、珍禽异兽、琼花瑶草、土风古俗,又激起了诗人对生活的热爱和蓬勃豪情。
临高县西部现在还有一个苏来村,相传因苏东坡当年经过而得名。苏东坡从临高进入儋州,途中见路旁有山拔地耸立,孤高秀削,有感而发:“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君看道旁石,尽是补天余。”
渐渐地,苏东坡对海南大地产生了感情,对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有了新的认识。这从老人在海南写的诗句中可以领略:“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古真吾乡”、“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比如事远游”、“借我三亩地,结茅为子邻。鴂舌倘可学,化为黎母民”。当他得赦北返时,老人对自己的三年海南贬居生活如此描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贬居海南三年,老人写下了很多咏叹讴歌海南风物的诗句,而且不遗余力地“敷扬文教”,使“乡人多受其惠”。
东坡老人去世前夕(1101年),游镇江金山寺,写下《自题金山画像》,对自己的一生作了这样的总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苏公祠:此地能开眼界,何人可配眉山。
表面看来,东坡在儋州的日子过得倒也清闲逍遥。事实上,他生活得非常艰苦,除日常生活三餐难继,他内心里始终无法消除那种垂老投荒大志未酬的苦闷。儋州物产匮乏,在东坡眼里,连大米也差不多贵如珍珠。有一段时间,他甚至要学龟息法,以吸取日月精华来对付绝粮之忧,幸得邻里朋友不时送来酒面猎物。白天与村民友人相处,东坡总在思考着如何改变当地的一些陋习,如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如男人不干活而女人养家;以及如何改善黎汉之间的关系等。但夜深人静或陋室独处时,思乡之情、被贬之恨却不可抑制地又浮上心头;他有经纶满腹,应该报效君王,他与亲人久别,应该在闭目前团聚。苏轼思归之心日渐强烈,他甚至自己占起“卜”来:默写以前所作八赋,如果一字不漏,就预示他有生离此岛的机会。
1098年4月,湖南提举董必察访广西,听说苏轼住在官舍之中,大怒之余立即派遣使者渡海抵儋,将东坡逐出官舍。无奈之中,苏轼只得在城南一个污水池旁边买地造屋。儋州人知道此事后纷纷前来帮忙,十多个读书人也自告奋勇当起了泥水匠,连军使张中也亲持铁锹助一臂之力。终于,5间茅屋于当年5月盖起,苏轼将其命名为“桄榔庵”。虽然只是茅屋,东坡已经觉得非常满意了,“漂泊四十年,今乃言卜居。且喜天壤间,一席亦吾庐!”总算有个安身之地了,欣喜之余,东坡还在屋后污水池里种上莲花,在屋旁空地里栽上菊花。从此,苏轼就在这小茅屋中读诗论文,交友授徒。
在前来向苏轼求学的士子当中,姜唐佐是很突出的一位。姜唐佐是琼山人,为向东坡请教,他在儋州租房住了下来。二人交往十分密切,有时兴起,竟整夜聊天不断。姜唐佐弄到好茶了,就冒雨给东坡送来;天晴了,苏轼用天庆观乳泉泡建茶请姜共品。半年之后,姜唐佐返家。后来,东坡北归时到琼山与姜话别,临别赠诗道:“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东坡劝他进京应试,并约定,“待子及第,当续后句”。1103年,姜唐佐终于成为海南历史上第一个举人,而这时东坡已去世两年了。
让东坡感觉不太方便的是,儋州人饮水也直接取自池塘。散步的时候,东坡注意寻找水源。不久,在他新居桄榔庵南二三百米处,东坡发现一眼泉水,挖开泉眼,井水充沛,且水质清冽甘甜。当地人称此井为东坡井,直到今天,东坡井依然水源丰盈。
到儋州之前,已从资料上知道,桄榔庵遗址现在只剩一块石碑。出了东坡书院,还是忍不住要去看看那块与东坡相差几百年的石碑(清代立)。穿街过巷,曲曲折折,在满眼的楹联中,在东坡留下的氛围中,我们前去寻找东坡居住过的地方。听说要找桄榔庵,沿街人都热情地为我们指点,甚至光着屁股的小孩也知道桄榔庵在哪儿。最后,在一位老阿婆热情地带领下,我们来到遗址前。
呈现在眼前的,是让人几乎无法忍受的破败与荒凉:由于长年风吹日晒,那块石牌上的文字已无法辨认,只有碑顶几个大字隐约可见:重修桄榔庵记。碑石不全,不知陷入地底多深。转过碑后,可见“中正”二字,“正”字有一半已沉埋进土中,“中”字全长约80厘米。石碑后,乱草芒刺丛生,草丛里有搭建棚子的痕迹,那些木棒已开始腐烂。最难以想像的是,石碑前牛屎遍地,低洼地中,黑水盈积。
想起东坡当年对桄榔庵的描绘:新居在军城南,极湫溢。另一首诗中他写道:“半醉半醒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这么看来,当年,那5间草棚周围的环境与今天大致相差无几,而东坡还诗兴勃发,将野老生活写得如此诗意盎然!东坡能够忍受,我们凭什么为他鸣不平?如此想想,倒也释然。只是还有遗憾,桄榔庵周围竟然没有一棵桄榔树!相传东坡当年的几间茅屋就造在桄榔林里,屋顶正是用桄榔叶铺成。也许桄榔不是一种易活易存的植物?元朝延四年(1319),佥海北海南肃政廉访司事大都军行部至儋,曾在桄榔庵旧址建堂祀苏公像,并广植桄榔为林。此后历代重修祠堂,渐成书院。民国时期,此地仍为高小,1920年大火被毁。但据住在桄榔庵附近一位1920年出生的孙姓阿公说,他10多岁时还在桄榔庵遗址上的小学里上过学。他指向草丛,说是还有建筑痕迹,果然房屋石基仍在,但绝不会是东坡茅屋的痕迹了。
桄榔庵后,是一个大池塘,一般资料上称其为清水池。据说这就是当年苏轼手植莲花的荷池。孙姓阿公说,几年前,每逢夏季,这里还是荷花满池。如今却是一池水浮莲挤满了整个水面,全不见一朵莲花的影子。此地向南200米是一个叫坡井村的小村庄,村庄以东坡井而得名。一位姓吕的阿公自愿带我们去看东坡井,并且不无骄傲地告诉我们,东坡井旁一块石碑就是他祖上镌刻的。传说,当年东坡骑马出城,马渴欲饮,东坡就在马蹄踏过的地方掘开泉眼,这就是东坡井。因此,今天的东坡井外形奇特:井外一圈围墙形似马蹄,井口也造成马蹄形,连井沿一圈石条(井栏)上也凿了几个马蹄形小窝。捧起井水一尝,清凉爽口,略带甜意。围墙外有一块立于清道光丙午年(1846)间刻有《重修东坡井序》的石碑,就是吕姓阿公祖上所刻。经一个小孩提醒,在这块碑旁又发现一块石碑,碑已大部分沉入地底,只留“宋苏”两字在外。喜欢写对联的儋州人照例在东坡围墙入口处写上了对联:饮水思坡老;甘泉育后英。看来,儋州人清楚地知道,他们从这口井中打起来的,不仅仅是甘泉,而是养育后英的一种精神。
北宋绍圣元年(公元 1094 )苏东坡被贬惠州,本来想安安份份在这里定居,但是只因写了一首《纵笔》:“白头萧散满山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就又出事了。据宋曾季狸《艇斋诗话》记:这诗让当时的宰相章惇知道了,以为苏东坡还“春睡美”这般舒服,又提请皇帝把他贬到广东儋县昌化军(今海南儋州中和镇)。在当时,这里是最边远、最荒野的军州。也许这便是“充军”的由来。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字子由,被贬雷州。两兄弟几乎同时出发,在广西梧州附近的藤县相逢,一路南下,抵达雷州那天是宋绍圣四年( 1097 年) 6 月 5 日 (农历)。雷州郡守张逢及海康县令陈谔于城外相迎,并设宴招待了他们,只因这件事,雷州太守张逢第二年被弹劾免职。 6 月 8 日 ,子由陪东坡到徐闻递角场。 6 月 9 日 ,苏东坡到徐闻,徐闻县令冯太钧迎接,并一起到伏波庙祈祷。 6 月 10 日夜,苏东坡痔病发作,子由终夕不眠,因诵陶渊明诗劝东坡戒酒。苏东坡作了《和陶止酒》诗以赠别。 6 月 11 日 ,兄弟道别,苏东坡即带幼子苏过渡海去儋州。
在徐闻时,苏东坡写了一封信给老朋友、广州太守王仲敏(王古)说: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当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生不契棺,死不契柩,此东坡之家风也。”可见苏东坡当时的心境是如此悲怆。元符三年( 1100 年)五月,诏徒廉州,苏东坡才离开儋州北还。
据苏东坡《峻灵王庙记》:“绍圣四年七月,琼州别驾苏轼以罪于儋,至元符三年五月,诏徒廉州,自念谪居海南三载,饮咸食腥,凌暴雨飓雾而得生还者,山川之神实相之。谨再拜稽首,西向而辞焉。……”苏东坡在海南三年,吃尽苦头,到头来得以生还,他感谢的竟然是山神。 六月二十夜苏东坡从海南澄迈通潮阁渡海,作了一首《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诗,六月廿一日回到徐闻,为感念伏波将军庇佑他平安过海的恩功,他写了一篇《徐闻伏波庙记》,答谢伏波将军在天之灵。为徐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