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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高僧：僧佑大师

　　僧佑大师，俗姓俞，祖籍彭城下邳。他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出生于建康。由于从小受到佛教的薰陶，幼年时即入建初寺，依僧范为师。到了十四岁，至定林上寺，拜时人誉为「法门楝梁」的法达为师。年满二十岁，受具足戒，成为正式的出家人。以后又受学于律学名匠法颖，潜心钻研律学二十余年，成为闻名于当世的律学大师。南齐竟陵王萧子良常请他讲律藏之学，每次听众皆有七、八百人之多。永明末，代表朝廷至三吴考核出家的五众。梁朝开国后，对僧佑备加礼遇，一切佛教和僧人事务上的疑难大事，梁武帝都会请示他决断。他开创了各寺院造立经藏的传统，并把信众的布施，全用于整治、修缮寺院。僧佑性巧思，善于佛像的雕凿，现存于栖霞山三圣殿佛像及浙江嵊县原剡溪石佛，都是「准画仪则」，设计凿成。他的信徒广大，总共约一万一千余人。

　　这便是我们在《高僧传》和其它资料中所见的关于僧佑大师一生行迹的记载。

　　僧佑大师一生著述颇多，据〈释僧佑法集总目录序〉所列，计有《释迦谱》五卷、《世界记》五卷、《出三藏记集》十卷、《萨婆多部相承传》五卷、《法苑集》十卷、《弘明集》十卷、《十诵义记》十卷、《法集杂记传铭》十卷。《出三藏记集》和《弘明集》是其中最重要、影响最深的两部著作，可以是佛学名著。

　　《出三藏记集》列于《大藏经》目录部之首，是我国现存最古的佛教经录。虽然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说在僧佑之前有二十六家经录，但有的作者不知，有的时代不明，且差不多在费长房的时代就已亡佚。梁启超先生甚至说，所谓秦时释利防的《古录》、刘向所见的《旧录》以及朱士行的《汉录》，恐皆系费长房的臆断。其中真正可靠的经录，当是道安大师的《综理众经目录》（俗称《安录》）。因此可以说中国佛教三藏经录是由道安大师开创，僧佑加以承继和发展的。

　　概而言之，《出三藏记集》有三大价值。一是保存了已经亡佚的《安录》面貌，并加以扩展。《出三藏记集》对《安录》进行认真的补订，把自汉至梁六代四百余年之中翻译或撰述的一切佛教典籍，汇集归纳成十四录，共收经目二千一百六十二部，四千三百二十八卷，比《安录》多一千五百部、三千三百多卷，如此能让后人清楚汉梁之间的佛经翻译和撰述的大致脉络。二是僧佑创立了经录编纂的新体制，扩大经录包含的内容。全书「撰缘起」、「诠名录」、「总经序」和「述列传」四个部分，尤其是「总经序」，备受后世学者的赞誉。陈垣说，经序之作为其它经目所未有，「可以考知各译之经过及内容，与后来书录解题、书目提要等用处无异。其后记多记明译地点及年月日，尤可宝贵。」清人严可均辑《全南北朝文》，全数采取本书「经序」类的内容；文廷式也据之补《晋书艺文志》；朱彝尊《经义考》也效法僧佑，全录各书序记，深便学者。本书的价值之三，是体现了「贯一」和「会通」的思想。僧佑明确提出「沿波讨源」、「原始要终」，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检阅三藏，访核道源」。「访」是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收集资料，「核」是细心地考核研究，详实订正。通过查访考核，才能正确地掌握佛教传播的历史和现状，流支和本源。

　　他还有一部重要著作《弘明集》。这部书的最大特色，在于能备观六代，总揽雅论。全书涵括的时代范围是，从东汉至梁共分十四卷一百二十二题，有论、书、文、序、诏、表、难、答、颂、启等，共一百八十五篇，作者一百二十四人，其中佚名一人，出家僧人连同作者本人二十人。他们多为汉梁之间的硕学名流，但绝大多数都没有专集流传于世，他们的这些论著幸赖《弘明集》而传之今日。

　　《弘明集》的主要贡献，在于全面地反映了六朝时期的儒、释、道之间的矛盾和争论。如果说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一部清谈专集，萧统的《文选》是一部文学专集，那么本书就是一部佛学专集，说是一部思想总集，也不为过。它系统地反映这一时期的白黑、因果报应、神灭神不灭、本末、夷夏和沙门不敬王等六大争论的各种言说。这些问题，是当时佛教界以至整个社会心较突出的问题。

　　僧佑的一生都在精研和弘扬佛教戒律。在这方面，他有两部著作：《十诵义记》和《萨婆多部相承传》。这两部书没有流传下来，唐代的道宣律师是否读过这两部书，我们已无从查考，但僧佑一生为律学的贡献，为律宗的弘扬打下了坚定的基础，这一点，我想是无所疑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