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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一峰:论道安大师弥勒净土信仰及像教弘法

　　道安一生，一直把面向社会的传教（教化之体，宜令广布）和深入揭示佛教义理放在重要地位。早在太行恒山创立寺塔传教，从他出家和受他教化的人“中分河北”。后在邺住受都寺，已成为拥有徒众数百人的僧团领袖。在襄阳是“四方学士竟往师之”，“天下寺舍，遂而从之”。前秦苻坚素闻其名，说：“晋平吴，利在二陆，今破汉南，获士裁一人有半耳”。一人指道安，半人指习凿齿，可见道安当时的影响和前秦王对他的尊崇。道安至长安住五重寺，有僧众数千，此后，道安实际处于前秦最高佛教领袖的地位。他以多闻广识出名，苻坚敕诸学士，内外有疑皆师于道安。故京城一带有言曰：“学不师安，义不中难”。道安之弘法，不仅广布江南、中原、关中，身在西域的鸠摩罗什“亦远闻安风，谓是东方圣人，恒遥而礼之”，又当时僧人丝绸之路往来频繁，从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法藏约在公元350—406年之间书写《维摩诘经》可知，道安依竺法护所译《维摩诘经》注由襄阳传抄到凉州。因此可知，道安学识、德行、传教、弘法，在中国各地教内外影响之广大，他一生特崇弥勒、宣传弥陀、立寺造像、讲经法会时陈设尊像等净土信仰及像教弘法，也无疑会随之而影响广传。

　　再从道安弥勒信仰愿生兜率方面来说，首先受其影响的是其友人、同学、弟子中竺僧辅、法汰、法遇、昙戒、道愿、昙徽、昙翼等。其中竺法汰（320—387年）受道安之命到东晋治下扬州（制所在建康，今南京）住瓦官寺，经他扩建，成为建康名寺，门徒众多，前来问学者，累计达千人，与道安有书信往来。孝武诏书云：汰法师“道播八方，泽流后裔”。昙翼受道安之命至江陵，建长沙寺，又在上明（今湖北松濨西）建东西二寺，又曾西游蜀部。法遇至江陵长沙寺，讲说众经，前来受业者达四百余人。另道安少时同学法和，随安公南下至新野，安使其入蜀，汤用彤先生说“晋以后，蜀土佛教兴盛之原因，然道安徒众开创之功，亦不可没也”。

　　道安在弥勒信仰“决疑”方面，道安时代大小乘经典并传，经典传译不全，零散杂乱，疑问众多，他往生兜率，请弥勒“决疑”。道安传教弘法在当时影响很大，从上文中可知，东晋十六国时众多高僧与弥勒会相谈、谘疑，也不免受其影响。

　　道安弥勒信仰之影响，不仅在其弟子及门人当中，在社会中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如道安在襄阳时，从前秦王苻坚是东晋的敌人，也遣使送外国金箔倚像、金坐佛、结珠弥勒等多尊佛教造像，其中就有二尊系弥勒像。倚坐佛像，虽然不能确定为弥勒造像，但倚坐佛像，一般视为弥勒造像。从此可以窃见道安弥勒信仰及像教弘法的影响。

　　总而言之，道安本人及其弟子门人，在弥勒净土信仰（也包括弥陀）和像教弘法方面，开创了佛教史上的先河，掀起并带动东晋十六国时的第一高峰，而影响着后代。故亦可以说中国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开凿的石窟寺造像，尤其是弥勒造像，早期以上生为多的菩萨像，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道安的影响。南北朝时期南方、蜀地、北方等地弥陀、弥勒信仰并弘，如：南齐永明元年西凉比丘释玄嵩造像碑；永明八年释法海造像；太和二十三年比丘僧欣造像；太和二十二年普贵造像；以及南朝萧齐之际竟陵王等造摄山无量寿佛，手书《无量寿经》，还修龙华会，敬礼兜率弥勒等弥陀、弥勒像同造一碑，或发愿文造弥勒愿生西方净土，造弥陀佛愿生兜率、“龙华三会”，及信仰者弥陀佛、弥勒共敬。也都与道安及其弟子门人在各地的弘法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