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群：论道安法师对于中国佛教的贡献

　　道安的慧学，包含了小乘和大乘两个层面的内容。其小乘慧学，体现了对于毗昙学的推崇，他认为，佛法要道、至德无不从毗昙出，“要道无行而不由，可不谓之富乎！至德无妙而不出，可不谓之邃乎！”

道安的大乘慧学，主要体现为其般若学，在般若学诸家中，道安属于本无派。道安这样表达对于般若的看法：“般若波罗蜜者，成无上正，真道之根也。” 所谓“正”，指法身、如、真际。所谓“如”，指本体和现象如一不二。所谓“法身”，指一、常、净。所谓“真际”，是指无为而无不为的本体，“真际者，无所著也。泊然不动，湛尔玄齐，无为也，无不为也。万法有为，而此法渊默，故曰无所有者，是法之真也。”

虽然在道安的思想叙述，还带有格义的倾向，但道安已明确反对佛学界以往常用的格义方法，“先旧格义，于理多违。” 这表明道安的学术风格有所转变，开始探索中国佛教自身在表达方式。

道安对于中国佛教有着多方面的贡献，可以说是对中国佛教做出较为全面贡献的第一人，这种贡献也可以部分概括为对于佛教中国化的探索，应当认为，道安是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座丰碑。他的有些做法一直为佛教界所沿用（比如统一姓氏之释姓），有些做法常常为佛教界所提及（比如政教关系的处理立场），有些做法则开创了先例（比如编写经录），有些做法则为后人所常用（比如经典研究方面撰写经序等）。对于襄阳的佛教史研究来说，研究道安在襄阳时期的贡献，则对于地方佛教文化史的研究具有更为意义。道安在襄阳，与名士和官员交往，拓展佛教的影响；译经、注经、讲经，体现出对于经典的重视；制定僧规，倡导佛教的制度化建设；制定经录，总结译经的成就。这些都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非常有意义的重要的佛教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