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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夏年:佛教有外交功能 应得到充分运用

发布者:      来源:南海佛教网 

   

 

  黄夏年(资料图)

  菩萨在线佛讯 教作为印度文明成果传入中国2000年,经国人吸收消化后,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组成部分之一,在社会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发挥着重要作用。佛教有很多功能,例如传统的治理与改善人心、稳定社会的功能,宣传文化与提升文化发展的功能,加强民族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功能,以及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功能等等。在这些功能中,我们不能不谈到佛教自身所具有的对外沟通与文化交流功能。用现在的术语来说,佛教具有对外交流的功能,这种功能主要以民间外交的形式表现出来。

  一

  外交形式有二种:一是国与国之间的官方正式联络,以国家名义进行的外交,称作国家外交。在正常的对外交流中,它代表了国家和政府的行为,以契约的形式将两个国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固定下来。另一种是民间团体与私人之间的往来,即我们所说的民间外交,它通过私人,或者家族、民间团体,乃至宗教、文化、体育、商贸等交流方式表现出来。与国家外交相比,民间外交属于非正式形式,双方可以制定契约,也可以不需要契约,而采用口头形式,或学术文化交流的形式。国家外交通常很正规,需要两国政府的批准和书面邀请,民间外交则既可以有正式邀请,也可以口头提出,乃至学术活动等,皆可纳入。与官方外交相比,民间外交具有多样性与灵活性。因而对官方外交来说,它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历史上许多事件,甚至重大事件,不少是先通过民间外交运作发生作用,然后引起国家和政府的注意,上升到官方外交层面的。民间外交的作用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关键是我们怎样去把握和运用它。

  从历史上讲,国家一形成就有了官方外交,但是民间外交则在国家之前就已经存在。官方史籍中记载了大量官方外交事例,例如整本《春秋》就是讲当时各国之间如何援交,远交近攻的事例。然而民间外交事例在史册中却如吉光片羽,我们也没有对此进行总结。但是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民间外交是存在的,而且不断地在产生,佛教就是典型例子。

  综观整个中国佛教史,佛教的民间外交,除了个别朝代外,基本上就处于民间外交的状况下,其所发挥的功能对促进中外交流影响最大,有时甚至涵盖了官方外交。对佛教所发挥的民间外交功能,前人已有过评价。如《释迦方志》卷下《志游履篇第五》云:“秦周已前,人尚纯素,情不逮远,故使通聘,止约神州。汉魏以后,文字广行,能事欝兴,博见弥远。故象胥载庇藁街斯立,踰空桑而历昆丘,度鸡田而跨鸟穴,龙文污血之骥,虽绝域而可追,明珠翠羽之珍,乃天涯而必举。穷兵黩武,诚大宛之劳师。拥节泥海,信王命之遐弊。及显宗之感瑞也,创开仁化之源。奉信怀道,自斯渐盛,或慨生边壤,投命西天;或通法扬化,振策东宇;或躬开教迹,不远寻经;或灵相旧规,亲往详阅。斯之多举,并归释宗。故总别之用,开神略始于前汉。至我大唐,前后通数使之往返将二十许。且张骞寻河本惟凡俗,然创开佛名则释化之渐也。”这段话的意思是,秦周之前,教化未开,交流仅限于神州之内。汉魏以后,眼界渐宽,人们为了寻求汗血宝马、稀世珍宝之类而四处搜寻,逐渐开始向外武力扩张。但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佛教的交流才是仁义教化之旅的开始。信奉者为了信仰,不惜身命,寻找经典,派遣使节,例如传说中的后汉显宗孝明皇帝夜梦金人,遣郎中蔡愔、博士秦景等到天竺,寻访佛法,迎请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等来中国,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东晋敦煌沙门竺法护,西游三十六国,大赍胡经沿路译出,至长安青门外立寺。东晋凉州沙门释宝云、释法显、释智严等,进入天竺,解诸音义,再回长安及江表,详译诸经。京兆沙门释智猛与同志十五人,西自凉州鄯善诸国至罽宾,见五百罗汉问显方俗而还。最有名的当然还是大唐京师大庄严寺沙门玄奘,他于贞观三年孤身西寻教迹,沿途走过一百五十国,奉诏译经,著《西域传》一十二卷。古代中外交流史上,佛教扮演着重要角色。连接中外的丝绸之路,最活跃的跋涉穿行者就是佛教僧侣。中外僧人为了弘传佛教,东来西去,促进了中国与外国的联系,最终将印度佛教传入本国。历代佛教徒为了寻求生命的解脱,主动向外域求学,同时把佛教文化带回中国,这无疑促进了两国间的宗教文化交流。他们所起的作用正是佛教发挥民间外交的最好例子。所以佛教在沟通中外、促进交流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是中国佛教徒作为民间外交形象大使的最好写照。

  印度宗教文化辐射与影响非常广泛,亚洲大部分地区都接受了它的文化。特别是佛教,在中古时期一直是东南亚与东北亚地区最有影响的宗教之一,许多国家都以奉佛为其特色,佛教是加强与周边国家外交联系的最好资源之一。这一点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中国与国外的外交很多时候都有佛教人士参与,或者是由于佛教的影响而增进了两国的友好关系,提升了外交级别。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周边许多国家给中国朝廷上书称赞中国佛教。梁大通元年,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后王伽叶伽罗诃梨邪使奉表曰:“……我先王以来,唯以修德为本,不严而治。奉事正法道天下,欣人为善,庆若己身,欲与大梁共弘三宝,以度难化。信还,伏听告敕。今奉薄献,愿垂纳受。”[1]呵罗单国王毗沙跋摩奉表曰:“常胜天子陛下,诸佛世尊,常乐安隐,三达六通,为世间导,是名如来,是故至诚五体敬礼。”[2]西南夷诃罗陀国于宋元嘉七年,遣使奉表曰:“伏承圣主信重三宝,兴立塔寺,周满世界,今故遣使二人,表此微心。”[3]在这些国家向中国朝廷进贡示好带来的礼物中,就有佛教的舍利、贝叶经、佛像等等。例如梁中大通二年,丹丹国王遣使“谨奉送牙像及塔各二躯,并献火齐珠、古贝、杂香药等。”[4]波斯国于“中大通二年,遣使献佛牙。”[5]正是由于以佛教为媒介,周边诸国对中国给予了很高礼敬,纷纷示好,以表臣伏之心。宋元嘉十二年,国王师黎婆达呵阤罗跋摩遣使奉表曰:“宋国大主大吉天子足下,教化一切,种智安隐,天人师降伏四魔,成等正觉,转尊法轮,度脱众生。我虽在远,亦沾灵润。”[6]中天竺国王给梁朝上书曰:“大王若有所需珍奇异物,悉当奉送。此之境土,便是大王之国,王之法令善道,悉当承用。愿二国信使往来不绝。此信返还,愿赐一使,具宣圣命,备敕所宜。款至之诚,望不空返,所白如允,愿加采纳。今奉献琉璃唾壶、杂香、古贝等物。”[7]大唐盛世,佛教对推动本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作用尤巨,著名的玄奘大师在印度留学,获得了印度国王的礼待,降服外道,声震五印。印度国王特地托他致书中国皇帝,要求两国修好。贞观十年,沙门玄奘至天竺国,在印度刮起了一股中国风。天竺国王尸罗逸多召见玄奘说:“‘而国有圣人出,作秦王破阵乐,试为我言其为人。’玄奘粗言太宗神武,平祸乱,四夷宾服状。王喜,曰:‘我当东面朝之。’贞观十五年,自称摩伽陀王,遣使者上书,帝命云骑尉梁怀璥持节慰抚。尸罗逸多惊问国人:‘自古亦有摩诃震旦使者至吾国乎?’皆曰:‘无有。’戎言中国为摩诃震旦。乃出迎,膜拜受诏书,戴之顶。复遣使者随入朝,诏卫尉丞李义表报之,大臣郊迎,倾都邑纵观,道上焚香,尸罗逸多率群臣东面受诏书,复献火珠、郁金、菩提树。”[8]可见,古代中国佛教对中外各国外交所起的作用是显明的。由于佛教徒的宗教文化交流活动,促进了与各国之间的友好往来,于是一些国家与中国的来往也由民间上升为官方,派出了使者、使团到中国,如唐代的“遣唐使”等等。

  中国僧人放洋出国,在外弘传中国文化,代表了中国的形象,扩大了中国的影响。东晋法显到印度舍卫城,告诉当地僧人他们是从汉地来的僧人,当地的僧人为之赞叹,“自相谓言:我等诸师和上相承以来,未见汉道人来到此也。”法显让印度僧人首次看到了中国僧人的风采,赞叹中国,宣传中国。玄奘在印度宣传中国文化,印度戒日王专门请他将中国的《道德经》译成梵文。“日本国长屋王崇敬佛法,造千袈裟弃施此国大德众僧。其袈裟缘上绣着四句曰: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以此思量,诚是佛法兴隆有缘之国也。”[9]鉴真大师东渡日本,成为日本传教第一人。他受到天皇的礼待,敕文“大德和上远涉沧波来投此国,诚副朕意,喜慰无喻。朕造此东大寺经十余年,欲立戒坛传授戒律,自有此心日夜不忘。今诸大德远来传戒,冥契朕心。自今以后,受戒传律,一任大和尚。”[10]天皇不仅给予鉴真很高的评价,而且带头从鉴真大师受戒,“初于卢遮那殿前立戒坛,天皇初登坛受菩萨戒,次皇后皇太子亦登坛受戒。寻为沙弥证修等四百四十余人受戒,又旧大僧灵佑、贤璟、志忠、善顶、道缘、平德、忍基、善谢、行潜、行忍等八十余人僧,舍旧戒受大和上所授之戒。后于大佛殿西,别作戒坛院,即移天皇受戒坛土筑作之。”[11]鉴真大师在日本圆寂后,日本朝廷与佛教界人士悲恸,写诗称赞:“万里传灯照,风云远国香。禅光籴百亿,戒月皎千乡。哀哉归净土,悲哉赴泉场。寄语腾兰迹,洪慈万代光。”[12]鉴真的日本弟子思托法师称赞乃师“上德乘杯渡,金人道已东。戒香余散馥,慧炬复流风。月隐归灵鹫,珠逃入梵宫。神飞生死表,遗教法门中。”[13]这是说鉴真大师来到日本,将汉明帝夜梦的金人带来东瀛,佛教的戒香在此缭绕,智慧火炬伴随着流风在日本各岛燃烧。又因为鉴真的到来,月亮、宝珠都有了灵性,它们的光辉映照着佛门圣地。鉴真所弘传的律宗已经超越了生命的界限,他建立的遗教成为法门正宗。因为鉴真是最早点亮中日佛教关系之人,日本把鉴真将中国佛教律宗传入日本,比作天竺来的摄摩腾到洛阳传入佛教,有“摩腾游汉阙,僧会入吴宫。岂若真和上,含章渡海东”[14]之说,其功劳居功至伟。鉴真大师到日本,开启了中日两国民间外交的新时代。中国形象通过鉴真的作为更加高大,中日两国民间外交活动也得以展开。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一直起着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增进与各国之间关系的重要作用,佛教徒所扮演的民间外交的角色,对中外各国之间的友好往来,功不可没,至今受到人们的怀念与传诵。

  二

  历史发展证明,官方外交与民间外交都与国家的发达兴盛有着重要关系,凡是处在上升和发展期的国家,向外推进与传播影响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出于政治与经贸的需要,外交必然要为国家利益的目标服务,宗教也会在这一目标引领下,自觉不自觉地向外传教,扩大其影响,为国家利益服务。

  如果说在唐代之前,中国佛教界主要是向外学习和输入外来的印度佛教文化,佛教民间外交的活动更多的是由外而内的特点,那么到了唐代,风气翕然一变,转为由向外学习到向外输出二者并举的时代。民间外交既有由外而内,也存在着由内而外的变化过程,特别是后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佛教民间外交的发展方向,并且奠定了后来佛教民间外交发展的主流。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仍然有诸多的僧人到印度学习佛教,取回经典进行传译,另一方面经过中国僧人对印度佛教的吸收与改造,促使中国化的佛教产生,完成了印度佛教在中国的转型,中国佛教在唐代最终建立起自己的宗派,完全独立出来。

  唐代佛教的民间外交是在大国佛教的社会背景下展开和进行的。如前所言,宗教的兴盛与社会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和相发展。隋唐佛教鼎盛,除了因为中国僧人一直致力于学习吸收与改造印度佛教思想之外,还与此时中国社会进入了政治、经济、文化大发展的阶段有着重要关系。换句话说,大唐盛世为中国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无比优越的条件,中国佛教依靠国家的力量和强大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影响,也进入到发展的盛世。唐王朝强盛、恢弘、开放的大国气象,造就了中国佛教对内自我发展,对外积极输出的勇气和精神。

  大国自有大国的特点,大国的文化与风范,必定会影响到世界其它国家。唐王朝作为中国少有的世界最有影响的国家之一,其宗教主要是佛教的指向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佛教外交也随着这一变化而变化,其风向标就是中国佛教开始向外输出。中国僧人已经不再满足于到印度取经留学,而是把足迹深入到周边东亚诸国。韩国、日本和越南等国先后接受了中国的宗派佛教,这种风气一直沿袭到后来的宋、元、明、清,长达数百年的时间。

  韩国与中国相依,在南朝时就开始向中国学习佛教。7世纪以后新罗政权积极拓展与周边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派遣大批留学生来唐朝学习中国文化,最多的一次曾达100余人。随着新罗佛教的繁荣,国家陆续派出了不少僧侣来中国求法和巡礼。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新罗时期来华僧达117人。他们在华广访名山诸耆,参与译场活动,著书立说,回国时携去大量的佛教经籍和文物,继续从事佛教经论的宣传和研究。有的开山授徒,在国内建立了具有新罗民族特点的佛教宗派或学派,与中国唐朝鼎盛期的佛教相互呼应。这一时期中国佛教的学派或宗派除地论、毗昙少数派别外,大多数都先后传入了韩国,形成了“五教九山”的局面。宋代高丽国王子义天“韬形去国,潜服放洋”,搭华商林宁的船来到中国,表示“予发愤忘身,寻师问道,今已(于)钱塘慈辨讲下禀承教观,他日还乡,尽令传扬。”[15]于是回国后“始创天台宗,置于国清寺”,[16]因此他被韩国佛教尊为天台宗初祖。诸多来华留学的僧侣,成为中韩两国的民间外交活动的推动者,将中韩两国的佛教关系引向深入,中国佛教传到海东地区,完成了韩国佛教的创宗立派。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在中日关系发展史上,佛教对推动两国的外交与交流起过重要作用。唐代日本派遣唐使、留学生和留学僧来华学习,其中就包括学习中国佛教,接受中国佛教文化。中国佛教传入日本,奠定了日本佛教的基础。日本佛教与韩国佛教比较,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差别。相同之处在于两国的佛教都是从中国移植的。不同之处在于,韩国佛教主要是韩国的僧侣到中国学习佛教,然后再回去创宗立派,所以韩国佛教认中国的佛教是祖庭,但是本宗的开山祖师还在韩国;日本的佛教宗派有的是中国僧人过去建立的,例如鉴真大和尚建立的律宗。日本佛教不仅认中国祖庭,而且还尊中国僧人为本宗的开山祖师。如他们盛赞鉴真传教立宗的成绩,认为“爰有鉴真大和上,张戒网而曾临,法进阇梨,照智炬而戾止像化多士,于斯为盛。”[17]鉴真将律宗传入日本,顺应了世界佛教的发展潮流,也是中国佛教对外传播的典范,故“上方传佛教,名僧号鉴真。怀藏通邻国,真如转付民。”[18]也就是说,是鉴真将正宗的中国佛教真如大法传给日本人民。因此,鉴真圆寂后,日本还在为他能够“法留千载住,名记万年春”[19]而感到欣慰。鉴真所起的佛教民间外交的作用至巨,是佛教民间外交的典型事例。

  继鉴真之后的佛教外交家是元代的一山一宁。他与鉴真又有所不同,作为中国佛教僧人,他是受元朝廷派遣,前往日本交好的。他于大德二年(1298)受元政府赴日,以“通二国之好”。他作为官方的外交使节,推动了中日两国的友好往来,结束了当时中日之间的战争状态。更重要的是,他对日本佛教产生了重要影响,直接推动了日本佛教的发展。他在日本所传禅学法系,为古代日本禅宗二十四流派之一,号称“一山派”。这一派弟子后来成为五山禅林中的活跃人物,促进了五山文学的发展。明代的黄檗隐元也是中日佛教交流史上值得称道的外交家,他把福建的黄檗山佛教传入日本,又创立了黄檗一派,被尊为开山祖师。

  越南的禅宗也是在盛唐由中国僧人传过去的,唐代僧人无言通是百丈怀海禅师的弟子,他在交州北宁建初寺传授禅学,推行面壁禅观,最终建立壁观派。由于这一派对越南佛教多有贡献,后来的禅师曾被朝廷敕封,成为越南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佛教派别。

  自唐代始,中国佛教的外交风气开始转变。在大唐盛世的有力推动下,中国佛教开始向外输出,影响着周边国家。其形式也是多样的,既有受政府委托前往国外,充当中外友好的使者,但是更多的则是以民间外交的形式,通过受请的方式将佛教传入他国,扩大了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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