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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夏年:佛教有外交功能 应得到充分运用(2)

发布者:      来源:南海佛教网 

  

 

  黄夏年(资料图)

  三

  中国佛教作为对外交流的主渠道之一,保持了千余年,一直到清代以后,才开始衰弱。这固然与清代的整体佛教落后有关,也与当时整个中国正处在积贫积弱的情况有着必然的联系。特别是西方科学技术的发达,世界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东方的传统文化发展受到制约,除了日本之外,东方大国如印度和中国等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佛教作为中国传统宗教不再能够发挥以往的对外交流功能。

  明末清初,中国佛教开始复兴。在充满革命的时代思潮影响下,中国佛教重新开始慢慢发生影响。著名的佛教改革家太虚大师就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佛教大师,他把中国大乘佛教再次传向世界作为毕生理想之一。太虚认为,佛教是集印度文化精髓的宗教,中国文化则吸收了印度的佛教文化,所以中国文化实际上已经包纳了印度文化在内,由此推出,世界文化里面可以与西洋文化并列,并代表着东方文化与文明的就是中国文化,而在中国文化中,大乘佛教文化又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故佛教足可以代表东方文化或东方文明。太虚成立世界性的佛教组织,创办培养对外交流人才的柏林佛学院,率领佛教代表团参加世界佛教大会,其本人还亲自访问欧美、日本、东南亚等地,其目的就是想让中国佛教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让佛教重新回到大唐盛世的时代。太虚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没有政府支持的背景下进行的,实为一种民间外交的手段,在当时整个中国处在西学影响,佛教仍然还处于刚开始有新转变的情况下,佛教自己没有新的内容,太虚的外交手段是无济于事的,只是好的想法而已。然而,即便如此,中国佛教还是在非常时期发挥了传统民间外交的特殊功能。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佛教界组团访问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宣传抗战爱国思想,不仅为抗日募集大量资金和物品,而且还组建僧人上前线,直接参战,这是20世上半叶中国佛教界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利用佛教的民间外交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20世纪下半叶,中国佛教界有了自己的佛教组织——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界开始统一起来。从50年代起,中国佛教界人士一直在民间外交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沟通了与周边国家,如与缅甸、斯里兰卡、柬埔寨等国的佛教界交往,促进了与各国的宗教与文化的交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因为受到国外某些反华势力的阻挠,中国政府在外交上受阻,中国佛教界利用传统民间外交的优势,与周边国家佛教界增进往来,促进与各国官方外交的提升。50年代,中国佛教协会举行的缅甸和斯里兰卡佛牙展,客观地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没有正式建交前,两国间的来往主要是依靠民间团体的交往而完成的,其中中国佛教界所起的作用是有目可睹的,正是由于中日两国佛教界的往来,促使后来中日两国的外交关系正常化。这是当代中国佛教界发挥的民间外交最典型的示范,也是当代佛教界自觉走爱国爱教道路的最好证明。我国与泰国、韩国等国的佛教交往也是两国民间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轻视。而中国大陆与台湾两岸在交通未通的情况下,先期进行的就是宗教相通,主要是佛道教相通的情形,佛教沟通了两岸佛教徒的感情,走在了促进祖国统一的前沿。

  中国佛教民间外交的优良传统,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就以其特有的形式而存在。不管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佛教民间外交都是处理复杂的国家关系与团体关系的最好方式,因为共同的信仰可以将不同肤色和不同国籍的佛教徒牵在一起,可以增进双方的友谊,客观上也会推动官方外交,所以对佛教民间外交的作用不可小看。

  四

  进入21世纪,中国逐渐担当起大国的责任和发挥着大国的影响。在西方遭遇金融危机、次贷风波而动荡不安之时,中国经济仍在飞速发展,令世界瞩目。过去我们的佛教交流是“将弘兹道,实待明贤”,[20]“玄风不坠,寔赖兹焉。”[21]现在时逢盛世,中国佛教也步入黄金时代。可以这样说,中国大国的佛教正在崛起。当年的鉴真“大师慈育契圆空,远迈传灯照海东”[22],我们是不是还会有鉴真大师这样的人物,以无比的勇气和毅力,发扬佛教民间外交的传统,将佛教再度传出国门,开启新的天地?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从宗教的功能上看,宗教有着对外宣教和文化交流的扩张需求。二千年来,无论是印度佛教还是中国佛教,乃至其它宗教都具备这种功能与要求。宗教要争取更多的信众,获取更大的地盘,产生更大的影响,创造更多的效益,就一定不能忽视民间外交这条道路。这个要求已经构成了宗教的要素之一,也是宗教发展的规律。没有扩张要求的宗教是没有出路的。所以从宗教自身发展需要上来看,佛教的民间外交功能是不可或缺的。

  其次从历史的回顾来看,中国佛教始终把民间外交作为其重要功能之一,始终没有离开这一点。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中国佛教传入周边国家,无不遵循着这个发展规律,并且尽量把这个功能发挥到极点,让佛教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益。以佛法弘化各地,让佛教走入人间,是整个佛教界的任务,也是中国佛教僧人毕生努力的目标。历史上的佛教就是这样做的,并且取得了成功。

  第三从宗教之间的内外竞争来看,信仰具有排他性。宗教的扩张实际上隐含着宗教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可以是不同宗教之间的竞争,也可以是宗教内部不同派别的竞争。因为宗教需要信众,需要地盘,需要利益,需要理论与文化,所以竞争始终存在于整个宗教界。宗教之间的竞争手段很多,方式也多样,但是目的一样,就是获取更大利益。如果说宗教是一个市场,那么不同宗教瓜分市场的情况是存在的。我们常说西方国家利用“三片”——薯片、大片和芯片占领了中国市场,影响着人们的头脑。其实这三片的背后,是经济大国的经济贸易、思想文化的影响,其目的就是宣传西方的价值观。众所周知,西方价值观是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上的,每年的圣诞节,实际上就把基督教的价值观引入到现实人们的头脑中。现在在我国,过圣诞节的人数超过了佛诞节。说明西方宗教圣诞节的影响已经超过了传统宗教佛诞节的影响,这与西方加强文化价值输入有重要关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因宗教间的竞争而产生的战争,西方宗教与中东伊斯兰教就发生过著名的长达百年的十字军征战。但是现在和平与对话是世界发展的趋势,宗教间既有竞争,也有对话。特别是在当今世界各大宗教界,对话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共识。教内教外人士都意识到,只有对话才能保持各自的宗教和平与安全。在这个意义上,宗教的民间外交无疑对宗教对话有着重要作用。

  第四从大国发展的需要来看,因为政治与经济的影响,必然会伴有文化的输出,这点已为历史证明。从唐代盛世开始,中国佛教民间外交开始转型,中国开始成为佛教输出国。如今的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瞩目的大国,历史的经验提示我们,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当代中国佛教同样也已具备了向外输出的实力。特别是寺院经济的发展,佛教的输出能力增强。参考台湾佛教的经验,我们也可以看到,台湾的佛教就是在台湾经济腾飞的时代走出去的。台湾佛光山星云大师的“法水流向五大洲”的理想能够实现,主要得益于台湾佛教界的经济实力而取得成功。反观大陆,我们的佛教在经济方面已经与台湾佛教界不相上下,所以大国佛教的输出,机会是相当多的,当代中国佛教民间外交的前景十分看好。

  学者指出,大力推行“公共外交”被人们寄予厚望。相对传统的政府间外交而言,公共外交强调以公众为对象,实施主体虽然也包括政府部门,但更多的是非政府组织,一般包括民间团体、大学、研究机构、媒体、宗教组织以及国内外有影响的人士。而在外交不断多元化的今天,经济、文化领域的交流越来越重要,“公共外交”超越了正式的官方的外交模式,将本国的文化与价值观传递到世界,让整个世界通过“公共外交”的影响力来认识中国,使中国精神和价值观成为普世性的价值观。

  五

  以上我们从历史与现状的角度论证了中国佛教民间外交的发展与未来发展的趋势,就是要说明中国佛教民间外交的未来发展将会越来越强,大国佛教的背景将会给中国佛教向外输出或者说佛教民间外交活动提供更多的机会。

  当前中国佛教的现状是各地的佛教发展普遍看好,特别是那些经济发达的地区与佛教影响较大的地方,佛教经济已经影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像少林寺、四大名山等地,因为旅游经济的拉动,推动了地方GDP的提升,带动了佛教信仰的发展。许多地方政府都看好佛教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与此同时,佛教寺院经济也得到增长,成为具有经济实力的实体。

  历史上中国佛教一直是以“山头佛教”的形式存在着。“山头佛教”是指各地的佛教具有一定的地域文化特点、有相对排他与封闭性的情况,佛教所影响的地区以佛教文化圈的形式来表现。具体地说,南方佛教与北方佛教有区别,同一个省或一个地区的佛教文化形态也不完全相同,在各自的佛教文化圈,最终形成了各自的佛教形态,并固定在这个区域里面。山头佛教的形成,与地域风情和历史文化有关系,也与中国传统的宗教管理模式有关系。山头佛教的结果是造成了地方佛教特色,其它地区的佛教要进入这一地区,相对有一定困难。西方宗教的特点是堂口意识,西方人信仰宗教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与信徒发生关系的是教堂,而不是某一宗教人士,这就表现在与自己拥有的宗教生活地方有关,特别是受洗礼和成长的教堂,往往就是信徒最终发生联系的地方。东方社会则不一样,东方宗教最大特点之一是随人而行,也就是说宗教领袖的魅力是吸引信徒的直接和主要原因。举例来说,深圳弘法寺本焕长老,因为是中国第一高僧,既有高深的修行,又有传奇的经历,故他拥有广泛影响和号召力,弟子多达二百余万,遍及世界各个国家,已经超出深圳一地。也正是这个特点,使得中国佛教的地域化影响被强化,某一地区的高僧往往就是当地信众信奉的领袖,外人很难再介入进去,由此最终形成了佛教的地方势力或信仰地盘的割据。这种割据的佛教形态,就是我们所说的“山头佛教”的特点。

  山头佛教的存在对佛教的发展既有利又有弊。其利在于好管理,因为流动性不大,又具有地方性特点,教徒相对稳定,对寺院来说可以有基本的保障,竞争压力不大。其弊在于自成一系,不利于交流,寺院的提升速度缓慢,没有压力,不用去找市场,所以过去曾经有人形容寺院是最封闭的地方。从宗教信仰市场的角度来看,山头佛教的存在表明佛教信仰市场已经被瓜分完毕,各个寺院之间只是存在着相对的礼仪交往,扩张的空间相对不大。除非发生重大事件,诸如宗教领袖突然涅槃或者继承者之间相互斗争,其市场有可能被重新分配,否则这些山头佛教的现存状况就不大可能发生改变,这种模式已经存在了千余年,成为中国佛教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山头佛教的建立,意味着佛教界内部有了不成文的契约或约定,每个寺院所管理的地盘与范围自动划分,大家互相默认各寺的势力范围,相互支持而不拆台,既可以保持佛教内部的稳定,又可以人均式的分配佛教资源。

  但是,在当代大国佛教背景下,中国佛教的山头佛教现状,实际上已经使具有经济实力,想再进一步做大的寺院,无法找到更多投资的地方。换句话说,想进一步发展,扩大本寺的影响,不能以牺牲其它地方的佛教利益来完成扩大再生产的过程。既然中国佛教市场已经被各个地方佛教寺院确定与瓜分,现实也逼迫那些想要取得进一步发展的寺院和团体,只能寄希望于另辟蹊径,于是有了向海外扩张的愿望。因为海外市场对中国佛教界来说还是空白,而且在海外扩张,是由竞争实力来决定的,是一个没有边境的信仰市场,能否成功取决于投资方向与竞争方式的选择与运作。在这个目标下,选择走出去,已经成为一些寺院的新想法和新作为。

  中国佛教界一些寺院已经开始自觉把眼光转向了国外某些地区与国家。积极走出国门,向国外发展,正在成为当前中国佛教界的潜流,并且呈现出扩大趋势。以2011年为例,我国佛教界将眼光投向世界佛教界的寺院就有:

  (1)深圳弘法寺接手管理尼泊尔中华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深圳弘法寺方丈印顺大和尚已于2011年3月底在中华寺升座,中华寺成为弘法寺在尼泊尔地区的一个重要的弘法基地。

  (2)广东博罗县礼佛禅寺接手管理印度菩提伽耶的中华寺,礼佛禅寺的日照大和尚已于2011年11月在印度升座,印度中华寺成为当今中国佛教界的一个重要道场。

  (3)广东四会六祖寺大愿法师和柬埔寨、越南、泰国佛教界等一起于2011年11月在吴哥举办了首届“亚洲佛教文化节”。参加这次文化节的人说,这次活动规模有与世界佛教文化论坛拍板的感觉。而且在文化节期间,各国佛教界人士还决定,今后每两年举行一次,第二次文化节定在越南,第三次文化节定在斯里兰卡。各国代表还召开筹备会,决定建立“世界佛教文化交流联盟”,办事处预设在香港。[23]这次活动,明显是打佛教民间牌,也是各国佛教民间外交的尝试。

  (4)2011年中国佛教协会在缅甸举行了北京灵光寺佛牙奉幸瞻礼活动,这是继1961年在缅甸展出之后,50年后再次举办的中缅佛教界最高级的交流。

  (5)2011年12月5日,中佛协副秘书长、中佛协居士事务委员会副主任、阳明山万寿寺方丈延藏法师在京应约与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苏尔坦·艾哈迈德·巴辛阁下及其夫人,孟加拉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孟什·法亚兹·艾哈麦德阁下及其夫人,柬埔寨王国特命全权大使凯·西索达阁下,马来西亚驻华公使巴拉·詹德兰·塔尔曼阁下,蒙古国特命全权大使策登扎布·苏赫巴特尔阁下,缅甸联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吴丁乌阁下,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兰杰特·乌杨高达阁下及其夫人,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坦卡·普拉萨德·卡尔基阁下及其夫人,驻华公使那拉彦·德芙·潘特先生等会谈与晚宴。大家一致认为,有必要在公共外交事务领域内继续巩固传统友谊,促进文化交流,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等相关事宜上进行不定期非正式接触性会谈。

  以上五则是2011年中国佛教界在对外交流中发生的影响较大与较为典型的事例,虽然在中国佛教里这样事情还不算多,但象征意义明显,说明中国佛教界主动向外拓展的意识已经形成。特别是在延藏方丈的座谈会上,专门强调了“公共外交事务领域”,这实际上充分肯定了佛教民间外交的传统与重要性,会谈中提到的“传统友谊,促进文化交流,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为当代佛教民间外交定了调子,也是以后佛教民间外交的努力方向。值得指出的是,当代中国佛教民间外交的活动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早在多年前,少林寺就已经给中国佛教界做出了榜样。迄今为止,少林寺以其特殊的影响力与少林武功的魅力,在国外开设了数十座分院。经过不懈努力,“中国功夫”这一词汇已经成为中国在国外的文化名片,以中国功夫为主题的美国动作喜剧片《功夫熊猫》甚至被认为是一部“好莱坞向中国致敬”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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