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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夏年:佛教有外交功能 应得到充分运用(3)

发布者:      来源:南海佛教网 

  

 

  黄夏年(资料图)

  六

  佛教民间外交从表面上看只是一种对外交流的方式,但在它的背后则反映了传统宗教的深切诉求。如今这种诉求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影响着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中、日、韩三国均是大乘佛教信仰的国家,中国是日韩两国佛教的源头,佛教作为日韩两国的传统宗教,通过佛教民间外交的联系,在共同擎起传统宗教旗帜下,对三国之间的关系必有所促进。因此,在当前国际形势纷繁复杂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小看传统的佛教民间外交所起的作用。

  发展佛教正在成为当今亚洲国家的共识,除共同拥有的传统宗教信仰因素之外,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这些国家看好佛教能带来的经济发展,特别是中国的旅游资源潜力巨大,中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佛教徒,佛教旅游已经成为中国佛教徒向外输出的一个重要理由。随着亚洲各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大国地位产生,庞大的中国市场与大国佛教对亚洲各国的旅游市场与信仰市场可以带来巨大利益,各国政府都对佛教的深度开发看好,其目的之一就在于吸引众多中国客人。印度虽然是佛教的诞生地,但是11世纪以后,佛教就已经在印度本土衰落。现在印度的佛教遗迹,仍然吸引不少国家的游客前往。过去印度的佛教游客主要是日本人,近年来大量中国佛教徒到印度礼拜佛陀遗迹。对印度政府而言,无疑带来发展旅游的机遇与效益。2011年11月29日,在印度政府支持下,新德里召开了“全球佛教大会”,据说这是全球佛教各派别领袖首次集会(中国没有派出代表参加),拥有大批佛教信徒的国家,如越南、缅甸和老挝等都参加了会议。印度政府在会上提出要“成立‘国际佛教联盟’,打造一个‘以印度为基地、类似联合国’的佛教联合组织,向世界统一发声。”[25]印度政府的目的在于打佛教牌,发展国家经济,看到佛教在世界正在产生越来越重要影响,想抓住这一机会积极参与,有做盟主的野心。尼泊尔是释迦牟尼的家乡,佛教旅游是尼泊尔旅游经济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据说“总部位于北京前亚太交流与合作基金会15日宣布,将投资30亿美元在尼泊尔建设‘特别开发区’,把佛祖释迦牟尼的诞生地蓝毗尼打造成像沙特阿拉伯麦加那样集旅游、朝圣和教育为一体的宗教中心。这一计划受到尼泊尔政府和民众的欢迎。”[26]此外,泰国、印尼、柬埔寨、缅甸与斯里兰卡等国也在致力佛教发展,这除了与传统的佛教信仰有关之外,吸引中国游客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中国佛教徒涌入这些国家,很多都是出家的僧侣,他们除了谒拜佛教圣地之外,还多少带有寻找双边文化交流合作的项目,佛教民间外交传统正在得到新的发扬,所有这些无疑对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及其与中国佛教合作提供了极好机会。

  传统的世界佛教格局,是由以中国为中心的北传大乘佛教和以东南亚国家为中心的南传佛教两部分组成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佛教界最重要的组织——世界佛教联谊会总部一直设在曼谷。泰国是佛教国家,世界佛教的总部在泰国人的眼里,就像“天主教的罗马”。由于种种原因,过去中国对世界佛教的活动参与很少,只是出席一些世界佛教大会,担任副职。在世界佛教论坛上主要是南传佛教在发挥影响,掌握了话语权。但是近20年来,中国大国佛教崛起,对整个世界佛教格局形成冲击,可以说正在改变世界佛教领导权的分配。特别是21世纪以来在中国召开了两届世界佛教论坛,展现了中国大国佛教实力,对泰国佛教的世界佛教界中心地位无疑起到了摇撼作用,也给包括泰国在内的亚洲佛教国家带来了影响,表明中国大乘佛教推向世界的时机已经成熟。除了中国之外,其它国家也在挑战泰国的世界佛教中心地位。新加坡在几年前邀请亚洲国家的学者与佛教界人士,讨论创办那烂陀(玄奘曾经学习过的寺院)大学,与印度联手打造佛教。印度原有的那烂陀大学,现在正在扩建升级,迈出更大的步子。以中、日、韩三国为黄金纽带的三国佛教会议,已经自成体系,先后在三国召开了七届大会,产生重要影响。泰国是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最晚的国家,但是与中国佛教联系最多的国家也是泰国。近年来,泰国佛教界一直致力于与中国佛教界保持密切联系,每年的卫塞节期间,泰国朱拉隆功佛教大学都要给中国大乘佛教的僧人赠予佛学博士荣誉证书,许多中国佛教高僧都获此殊誉。2009年,泰国王室六世基金会邀请深圳弘法寺往泰国普济岛创建中国寺院,对中国佛教来说是新的机遇。以往东南亚地区的中国大乘寺院,都是由前往当地定居的华人所建,再礼请中国的高僧前去主持,其信徒也主要由华人组成,影响主要在华人生活圈内。这次由泰国王室基金会主动提出邀请中国佛教僧人前去建寺,说明中国佛教已受到世界佛教界重视。2012年,泰国国王向深圳弘法寺印顺大和尚颁发了泰国华僧大尊长的证书,这是泰国政府首次向中国大陆大乘佛教僧人赠送僧职。泰国佛教界拉拢中国佛教界,其意还在于要保持已有的佛教盟主地位,更多的佛教民间外交正在中泰两国之间深入开展,中国在世界佛教格局中占据中心地位,看来有望成为现实。

  七

  宗教作为一种文化,有时甚至就是民族文化的象征。世界文化主要由三种文化体系组成,一种是西方源于希腊系统的基督教文化,一种是东方的印度文化,还有一种是中国的儒家文化,这三种文化是整个世界文化的源头。西方学者认为,未来世界的竞争更多的是文化与文明的竞争。作为传统文化,在文化与文明竞争中必将发挥作用,所以各国都在致力于保护本国的文化传统,同时又极力将本民族的文化宣传到世界。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2010年的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政治、文化的影响也在不断增大。现在我国政府鼓励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在各地开办孔子文化学院,以此来增大中国的影响。

  大国地位必有大国佛教出现。佛教之所以能够传入中国,并且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佛教民间外交的推动,使中国人最终接受了外来的印度佛教文化。这个经验值得我们现在反省和重视,从目前我国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的趋势来看,发挥佛教民间外交的功能在未来的岁月里只能得到加强,而不能削弱。

  要把中国文化推向世界,除了利用政府的力量和官方外交的优势之外,民间外交是重要的推动方式。传统的中国文化平台是由儒、释、道三家组成,但是经过我们这一百年来的革命,特别是“五四”新文化的宣传,传统的中国文化主流儒家的平台作用越来越弱化,以儒家为特点的宗法制宗族社会解体。现在我国既没有作为崇拜圣地的儒家祠堂,也没有专门从事儒学,进行教化的教职人员,更没有人去撰写新的儒家经典,儒家的思想与学说更多的是在大学里作为传统文化知识传授而继承下来。即便倡导以新儒学为国教来对抗西方文化的侵蚀也显得力不从心。如今佛、道二家的平台仍然存在,道教是我国的传统宗教,但是自清代皇帝禁止道教龙虎山道长到北京上朝以后,道教的影响一步步被削弱了,到了民国时期,道教的影响几近衰落,现在有了发展,但是它的影响与势力仍然不能和佛教相比。在中国传统文化层面上,应该说佛教是最有影响的。所以研究儒家的学者也认为,“儒家理想的实现,并不是儒家能够独立完全承担的,而是要依赖于本土传统宗教的正面发展,一起携手去实现。”[27]也就是说,儒家要复兴,必须利用佛、道二家的平台,长达千余年的三教会通的传统,已经使儒佛的很多观念发生融合,如“我们在台湾看到很多佛教大师在电视上所讲的伦理教训,全部都是儒家的伦理教训,他们在社会伦理上的主张与实践都浸润着儒家的观念,这就等于是在替儒家做事情。”[28]佛教是一个有载体,有神职人员,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宗教,佛教的影响已经在世界产生。现在我们利用中国佛教大国的地位,在已有的平台基础上,专心致力于宣传中国特色的圆融佛教,把中国文化通过以儒释道三家合一思想为代表的佛教思想传播到世界。作为当前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的平台之一,佛教不仅能够帮助儒家复兴,而且还有能力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而完成这个任务,应该说佛教民间外交将会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尊重宗教信仰自由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也是我国宗教之所以能够得到发展、佛教进入黄金时代的前提。经过多年的工作实践,我国已经颁布了全国性的《宗教事务条例》,各省也分别颁布了各自的条例,以法规来管理宗教工作,形成全国性的网络条例,保证了宗教的正常发展。但是,中国在近年发展迅速,国际化程度日深,大国佛教平台已经搭建,这对我们的政策研究与应用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现在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主要是针对大陆地区的宗教界人士与团体而制订的法规,对涉外特别是中国宗教界人士与境外和国外交往之规定并不具体,如《宗教事务条例》第一章第四条规定:“各宗教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在友好、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对外交往;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在对外经济、文化等合作、交流活动中不得接受附加的宗教条件。”[29]广东省条例规定宗教团体享有的权利有:“进行宗教文化学术研究和交流,开展宗教方面对外友好交往。”[30]虽然这些原则已经制订,对宗教工作做了具体规定。但是对以寺院为单位,如何去指导对外交往所应该做的或享受的权利,以及要尽的义务尚缺乏更具体的规定。多年来,我们已经习惯用防范或反渗透的思维来做宗教工作,对宗教工作更多的是在强调要管理好内部,对佛教而言就是守土有责,把自己的山头守好。广东地区因为与外界接触很多,所以在条例中专门强调了宗教团体享受“开展宗教方面对外友好交往”的权利,而在很多省的条例中,这一条根本没有提到,说明我们还停留在原来已有的思维模式上。

  要让世界了解中国佛教,需要我们改变工作思维。我们既要有防范意识,更要有开拓意识。思考大国佛教背景,我们可以增加一些新的工作元素,支持中国佛教走出去,对外宣传中国文化,充分利用佛教民间外交的传统,与各国人士广结善缘,鼓励以寺院为单位去国外发展,与外国的寺院结成友好单位,取得中国大乘佛教在世界佛教的话语权。佛教界一直把建造寺庙视为最大的功德,如果有条件的话,中国佛教界也还可以按照中国佛教的传统在别的国家建造下院,而建造中国寺庙的资金完全可以按照历史惯例由当地佛教僧侣自筹。国家不用出钱,就可以在异域建成中国的寺院,真正把中国文化的根扎下来,这一切在今天中国大国、大国佛教的背景下,完全是可行的。

  八

  中国佛教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长处,这些都应该让世界了解,而了解的途径之一,就是利用已经非常有效,有成熟经验的民间外交模式。我们要把中华文明推广到世界,中国佛教也可以通过这一途径更加为世界了解,更何况佛教平台是我国传统文化里面最大的平台,我们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印度仅仅是佛陀创教的地方,印度政府就想在世界佛教里面“发声”,而我们现在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教徒,有世界最优秀的佛教圣迹,有世界最成体系的汉译经典和藏译经典,有最完善的佛教寺院与组织。

  开展佛教民间外交是当代中国佛教的新动向,这既是在中国大国和大国佛教背景下出现的新情况,又是对传统佛教历史的继承与发展。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这是中国大国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大国佛教也会在这一发展趋势下,把中国佛教的影响传递到域外,进而取得话语权,实现引导世界佛教发展潮流的最终目的。

  既是大国佛教就要有大国风范,同时也要享受因大国佛教而带来的权利与话语,包括大国佛教的义务。有人曾经指出,中国大国,既要做经济大国,更要做文化大国,不能只做经济巨人,文化矮子。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佛教也有二千年历史,是北传大乘佛教的中心,我们没有理由跛着腿走路。当前中国佛教界向外发展的现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可以将此作为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崛起,取得世界佛教的话语权和领导地位,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的方式之一进行尝试。这就提示我们,在当前大国佛教的前提与影响下,我们要充分利用佛教民间外交的优势,将中国文化尽可能地传递出去,在整个世界产生影响。

  2011年中国佛教民间外交的热烈攻势,已经说明我们无法阻挡正在佛教界里形成的走出去的趋势,我们应该因势利导,牢牢地把主动权抓在手中。但是,要完成这一新工作,追踪世界发展的趋势,凸显当代中国大乘佛教的特点,我们还有一些难点与盲点需要解决。从国家和政府的角度来讲,我们需要对大国佛教的定义再做定性,防止产生泡沫,造成国际上不好的影响。有关研究部门应该加紧调研,在大国佛教的框架下,认真研究佛教民间外交的可行性,中国佛教界是否能够真正承担向外宣传中国文化的使命。我们还可以在政策上做一些改进,给佛教民间外交开一些“口子”,或给予特例处理,特别是研究能不能以寺院为主体去进行外事交流。从研究部门的角度讲,要全面考察历史上佛教在民间外交的得与失,尤其是考察有特点的范例。从外交部门的角度讲,要研究对方国家的法律,佛教民间外交的成功率有多少。从经济部门讲,要考虑如何防范寺院在经济方面产生的纠纷。从文化部门讲,要提出佛教民间外交的重点工作所在。从佛教界自身来讲,要努力培养外派人才,尤其是既懂外语,又懂法律,热心弘法的出家人。

  适逢盛世,中国佛教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正在迈开大步前进。中华民族是永摧不毁的民族,中国佛教是不惧困难、与时俱进的宗教。以玄奘、鉴真等古来大德的中国文化传承者,他们所起到的示范作用,是佛教界学习的榜样。他们为了将中国佛教与文化传到海外,不辞艰辛,克服万难,实践了佛教民间外交的责任,并最终取得了成功。这种精神已经超越了佛教,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盛世大国佛教的背景,给中国佛教界提供了新契机。作为中国的传统宗教之一的佛教,不仅能够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发挥自己的应有作用,而且还应为我国的民间外交与宣传中国文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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